三天前，木工郎客隆在街上碰到了包工頭趙天勝。
在這個城市裏碰到一個熟人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可是趙天勝不同，郎客隆去年六月給他打工，一直到現在還有2080塊的工錢沒能拿到。為這筆錢，郎客隆已經找了趙天勝八個月，終於在三天前找到了他。
郎客隆向趙天勝要工錢，不但要工錢，還算上了他尋找趙天勝的誤工費，一個月一千，一共10800元。趙天勝當然不肯。他們糾纏了三天。糾纏的方式是郎客隆在這三天裏始終跟著趙天勝，甚至在小旅館開了房間，跟趙天勝住在一起，當然，費用得趙天勝出。
這天下午三點，在糾纏未果的情況下，郎客隆和他的同鄉將趙天勝帶到了報社，要記者來主持一個公道——很多人都覺得，記者是最主持公道的。
我們把會議室讓出來給他們談判。形勢挺緊張。後來我們才知郎客隆帶了很多人來，還有幾個把守在報社門口，以防趙天勝逃而這一切，就為了兩千塊錢。這筆錢經過了八個月，在郎客隆心三經升華成一種象征——按勞取酬，這是他最純樸最自然的想法。
趙天勝呢，坐在那裏，臉色灰暗。他看上去，真的不像能馬上拿出一央的人。整個過程他都在說：我不是失蹤，我是找不到你。我給過了，你沒寫收條。有一筆錢我交給油漆工了，可他沒給你……
主持公道的記者也很緊張。他坐在人群中指揮不該說話的人不說話，分別訓斥雙方，或者忽然向雙方柔聲勸慰，甚至還將雙方分，單獨談話。經過了七個小時的漫長談判，趙天勝和他的朋友拿出上所有的錢，湊成了3935元給郎客隆。
這一次，郎客隆端端正正打了一張收條。他們握手言歡，趙天勝後說，下次有業務，還找你做。
整個過程，真是很像一篇小說，而最辛苦的，是那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