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題聯，震撼著我的心胸，放下書本，我站在窗前遠望。幾團薄雲飄過，月光如水，銀流般地泄向大地。遠處的霓虹燈燦爛閃爍，近處的樹木濃墨重彩。我的思緒飛到了近幾年追覓李大釗烈士在北京用生命承擔道義的各個結點上。
北京大學紅樓
古老的北京大學紅樓，地處“五四”大街，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它雖經曆近百年的風雨滄桑，卻依然泛著紅光，猶如巨人般地挺立著。門口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局”的大牌，更增添了幾許神秘。我每次路過這裏，如果是乘車，必行注目禮；倘若騎車，定會放慢速度，或是停車看展窗。目的在於想洞穿曆史，了解更多的思想文化發展史。
前幾年，紅樓一層剛被辟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曆史教育基地。我和老伴有幸成為第一批參觀者。
紅樓最東頭有一套間小屋，裏間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室，外間為會客室。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教授陳獨秀、胡適、魯迅、梁漱溟等人常來這裏，討論新文化運動及如何施展人生抱負等問題，是當時社會主義者和激進人物的聚會處。一個學生寫道：“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認真……一九二零年時，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來。”
在這間小屋裏，李大釗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寄往上海。先後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上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還是在這間辦公室裏，他主編了《每周評論》，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的節譯稿。由於這兩本雜誌的宣傳，在中國近代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做了思想準備，還使社會主義思潮成為主流，也在思想和組織上為中國共產黨建立做了準備。所以有人稱“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締造者。1983年，黨中央為李大釗新建了紀念館，評價說：“一九二O年三月，李大釗同誌在北京先後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許多青年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大釗同誌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努力奮鬥，是我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也受過他的影響。”
紅樓西邊有一間閱覽室，靠門有一張長方形小書桌，這是毛澤東當時在北京大學做助理圖書館管理員時的辦公桌。東牆上貼著北京大學工作人員的月工資表：蔡元培500元（校長），陳獨秀350元（教授），李大釗120元（圖書館主任），毛澤東8元。
正是這北京大學，為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三位巨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空間，這也是紅樓至今還十分耀眼的原因之一。
文華胡同
鬧市口中街有個彎曲而狹窄的文華胡同，坐東向西的24號院是李大釗的故居，原為三進院，他家隻住前院。是當時共產主義小組經常活動和一些黨員暫住的地方。李大釗犧牲後，為避免敵人欺擾，也是生活無著，他的妻子帶著孩子搬回河北樂亭縣農村的老家居住，該處便成了大雜院。我幾次想闖進去參觀舊跡，無奈門口掛有“私人住宅，謝絕參觀”的牌子，隻好站在門口窺望，院內蓋滿了鴿窩式的小房子，隻能一人側身而過。後來竟連胡同口指示“李大釗故居”的牌子，也被人摘去了，致使許多敬仰烈士的人未果而返。
2006年，北京市決定此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搬遷二十多戶居民後，建起了“李大釗紀念館”，讓人們憑吊烈士，接受思想教育。
東交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