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經曆百多年艱苦卓越的鬥爭，成立了人民共和國。
我們這代人『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親曆和見證了翻天覆地的災難輝煌，奔向小康。
為人民獻身的人，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每個人的生平，都是一部獨特的傳奇，不可複製，它折射出的是當時社會曆史的一個斑點。
中寧
父母與子女是血肉親情，而我與父親卻無緣謀麵，但他給我取的名字——延軍，卻伴隨我走過了70年的風雨曆程。若單從這倆字的字麵講，無疑是“根紅苗正”的革命後代。然而在寶塔山下、延河岸畔，我們一家三人的命運，卻上演了一出波瀾起伏的悲壯戲劇。
特殊的社會環境帶來特殊的成長過程。在我還是三個月的胎兒時，便隨母親被羈押在了延安的監獄裏。1940年3月7日，我出生在寒窯中，算是最小的囚犯了。我近兩歲時出獄，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孤兒，被寄養在一個日本人的家裏。那時延安東半部住著不少日本的“反戰同盟”人士，我就跟著十幾個中日孩子爬摸滾打，常常還比摔跤，比格鬥。
我4歲多進入延安保育院，院裏的小朋友都是幹部（包括中央領導幹部）子女和烈士子女，生活費用由邊區政府供給，全天由保育員管理。記得一個大點的女孩送給我一個小皮球，那時在延安是個稀罕物件，我和小朋友玩了許久。後來升入保育小學，與習富平同班（邊區政府副主席習仲勳之子），才知道那小女孩是他姐姐。
1946年之後，西北剿共總司令胡宗南，受蔣介石之命，進攻陝甘寧邊區。保育院的孩子小，隨同軍民一起撤退轉移，解放軍叔叔就用籮筐一頭一個挑著我們走，有時我們坐在驢背上的駝筐裏行軍。一次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一個小朋友來不及躲到橋下，被當場炸死，十分淒慘。有一部電視劇《啊，搖籃》，真實地反映了我們那時的生活。
母親出獄後，先是給外祖父做抄寫工作，後入延安大學財經係讀書，次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幹部子弟學校教師。這期間家裏來了一位爸爸（後父）。
隨著西安的解放，我們延安第二保育小學遷往西安，同學們乘坐大卡車向西安進發。那時道路質量很差，彎曲不平，顛簸十分厲害。師生全部嘔吐，一聞到汽油味就惡心，大約走了一個星期才輾轉來到西安。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學校改名為西北保育小學。校長是彭德懷副總司令員秘書的妻子，她了解我的情況。彭總到北京開會前知道了我的事，說：“他們兩口子（指我母親與繼父）早到北京了，卻還把兒子留在西安，太不負責任了！”彭總走前，把我接到他們臨時在西安的家。這是一個類似北京四合院的建築，不新不舊，至今我還有記憶。我在彭總桌上見到了一個“備忘錄”，有幾項活動時間都精確到“分鍾”了。我感到非常驚訝，使我更加尊敬彭老總。
彭總一行包了兩節車廂，一節當他的辦公室，另一節後勤人員工作食宿。車到北京後，彭總派人用吉普車把我送到了我媽工作的單位——教育部。
開學時，我考取了北京育才小學四年級。1954年，我考入北京101中學。3年後我又考上了35中的高中（初高中都是市重點中學）。
小時候的朦朧中，似乎覺得我不是父親（指繼父）親生的，但家人卻說是，因為母親和繼父還生了3個弟妹。
由於我一年365天長期住校，寒暑假都在學校過，沒有父母管束，成了個“野小子”。學校的各種運動我都拔尖，我是育才小學的足球隊員，101中學的足球隊長，35中學的足球隊員，獲得了足球三級運動員證書。在籃球、乒乓球、長跑、遊泳、滑冰等運動項目上，我也很出色。少不更事，反覺生活自由自在十分快樂。我的成長依靠了國家的供給製政策。
長期住校鍛煉了我的獨立思考和生活能力，但由於很少得到家庭溫暖與關愛，造成了我的性格內向、話語不多、比較孤僻，家庭關係淡薄，對社會上人際關係的知識懂得很少，因而很少與人交往。
水有源，樹有根。我懂事後有時自問：“我的生命之源來自哪裏？我的根又在何方？”
1955年夏天，我正在頤和園遊泳，來人讓我馬上回學校。原來是中央一位副部長陪同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來學校找我，並把我接到他們開會的北京飯店，還讓我住在他的房間裏。晚上，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告訴我親生父親家史的人。
我的祖父叫王成績，是當地的大富戶。父親名叫王緒祥，1914年生於甘肅省中衛縣恩和堡（今寧夏中寧縣恩和鎮）。1930年16歲，在北京念書時加入共產黨，化名張子華。孫叔叔說：“我與你父親親如兄弟。在北京念書和搞地下黨工作時，你父親經常在錢物上接濟我，還介紹我由青年團加入共產黨。我倆既是老鄉、校友，又成了革命同誌。我了解他、信任他，我敢用人格和黨性保證，他絕對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務。延安審幹冤枉了好人……”說著說著，流下了辛酸的眼淚。當時的我既新奇又感動。那麼大的年齡了還流淚，又是省級幹部，還為父親抱不平，可見父親是個不簡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