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出身成分的好壞，成為衡量人高貴與卑賤的標準。而人類本能的婚戀，被打上了“階級烙印”。反動的血統論，使無數人受到殘害。
羅益群那時是中寧縣婦幼保健所的助產士，由於領導和同事的幫助，她改造思想、學習技術和積極工作，得到了群眾的認可。但因出身不好，與軍人解除了婚約，使她思想壓力很大，但幹部群眾都知道這是政策問題，理解她的處境。
好心的同學很同情她的遭遇，願意為她介紹城市裏的大學生，說那裏的人思想較開放，認識水平高，況且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因此受歧視的程度會小些，便於工作和生活。你又不是當地人，幹脆一走了之。
她是個有思想的人，認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賭給陌生城市和陌生人，是否因不了解情況而太冒險了？同時又擔心自己性格好強和學曆不足的弱點，會被放在蹺蹺板上，因翹起而被輕看了呢？如同許多少女一樣，益群有時簡單直白，有時卻複雜多思。經過反複對比，她婉言謝絕了同學的好意。
有些朋友出於關心，想減輕她因出身造成的壓力，為她介紹出身好和當官的朋友，意思讓她背靠大樹好乘涼。益群看到周圍有一些好同誌，論能力、思想和忠誠黨的事業等方麵，都非常優秀。但因家屬出身或三代中的什麼問題得不到提拔，有的甚至被調離了重要部門，他們的思想鬥爭十分尖銳。益群說如果因我的出身影響男人的提拔使任用，影響一家人的前途，我能擔負得起嗎？這不是在我已重負的身上再加一重包袱嗎？這種大樹下我不敢去乘涼，說不定什麼時候會遭遇雷擊呢！我遠離故鄉來這裏的目的，在於樹立自己的獨立人格，闖出一片工作生活的新天地。現在若為了減少別人的一絲鼻息，反而違心地依附別人，這符合我的性格嗎？還是羅益群嗎？她很為自己痛苦。
鑼鼓聽聲，聽話聽音。益群從別人的表情及前句話中，能敏銳感知全部含意。因此，她對條件和地位優越的人很在意，隻要有居高臨下或輕慢之意，她便敬而遠之，因為道不同不相與謀。我支持和讚賞她的腰杆直硬。
挫折教訓了她，憑借理性和智慧，她要走出自己的一條道來。
朋友非常理解她思考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那時，我是中寧縣文教衛生科教研室的工作人員。1964年仲夏的一天，彰恩完小觀摩教學結束後，我要返回80裏外的縣城。那天晴空萬裏，藍天如水洗過。西邊遠方廣武山，如海浪般地向南滾動。東邊牛首山在幾朵白雲襯托下，顯得更加巍然。公路兩邊小麥金黃，水稻碧綠，泛著銀光的黃河，蜿蜒如龍，從平原中間穿過。美麗的塞上中寧，猶如一幅雅靜優美的風景名畫展現麵前。
因代送一個通知，我來到了白馬公社衛生所，卻意外地見到了羅益群。她請我等一會，同行到長灘公社（約30裏路），她明晨要給接生員學習班講課，這是我們第一次說的幾句話。
當時教研室雖然和保健所都屬於文教衛生科領導下的一個大係統。但業務不同，幹部之間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一等就是3個多鍾頭。原來她準備推自行車出門時，正碰上新來一位產婦。衛生所的接生員是剛培養的新手，她立即決定協助指導，讓學生自己操作，以培養其獨立工作能力。這一切完成後，她以為我們素昧平生，等不及早已走了，可發現我還在那兒看書等她。
石子路很難騎行，我禮貌地讓她騎“好”路，並護她躲避汽車。一則不能並排騎行，再則因生疏而無話可說。來到長灘公社，她進了衛生院，我直接西行回到縣城。
我一貫夾著尾巴低調做人，同事們都十分關心我的婚姻問題，但文盲都知道，出身不好工作是沒有前途的。那時，我是政治上的“殘疾”，感情上的“棄兒”。我卑微的靈魂深處，卻牢牢記著一句話：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我自戲為王氏阿Q精神，所以過著“獨行俠”的生活。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不經意間，上蒼賜給我了一個機緣。
第二年初春的一天，文衛科的賀璉對我說：“近來我與保健所的羅益群談過幾次話，對她的家庭以及婚姻觀有所了解。並非像有人說她不安心寧夏工作、眼高、驕傲等，而是比較理智、現實、有思想。我還問她認識不認識你。她說從陪走長灘之事來看，你是個誠實守信用的人。這事你可能覺得很突然，但我認為可以交往。”
我認識許多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外地來寧工作的教師和幹部，與他們交談後，深感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對外地幹部很有好感。俗話說娶個強婦雖然麻煩多，但卻關鍵時刻能幫夫運。再者益群的能力和個人形象都很好，所以願意和她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