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毛澤東極重朋友故舊之情，他深深懷念過去的同學、戰友和同事，對那些曾與他同艱共苦、患難相交的舊友時刻銘記不忘，對那些曾經幫助、接濟過他或救他脫險的人感懷不已，並設法給予回報。
據王若飛回憶，毛澤東很念舊，不忘老朋友。1945年8月，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飛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到重慶後，他開了一個他過去相熟的新民學會會員名單，叫王若飛去了解老朋友的近況。王若飛很快打聽到一位新民學會會員尚在家中賦閑，住在一個山坡上，生活無著，窮困潦倒。“毛主席便親自去看他，還叫我們事先不要驚動主人。當我們隨同主席走進一間低矮潮濕的小屋，告訴主人，毛主席來看望他時，主人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久久凝望毛主席，臉上滾下滾滾的熱淚，半晌說不出話。屋子矮小陰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過幾把舊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敘舊……”
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過去與毛澤東有過交往的鄉親、友人紛紛給他寫信，反映家庭生活困難，毛澤東十分同情，或百忙中親筆寫信慰問，敘述舊情，不忘舊誼；或慷慨解囊，在經濟上給予資助，力盡故人之責，倡導仁義之風，表現出高尚的共產主義情懷。
一、郭仕逵北京之行
1950年3月14日，毛澤東寫信給湘潭縣良湖鄉廣福村（今屬雲湖橋鎮見東村）農民郭仕逵，信雲：
仕逵先生：
去年十月五日來信收到，遲複為歉。先生處境困難，深為係念。工作問題，仍以就近設法等候機會為宜，不宜遠出省外，徒勞往返。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郭仕逵（1899—1960），韶山銀田寺（今屬韶山市銀田鎮）人，後遷居湘潭縣良湖鄉，一輩子務農。大革命時期曾幫助毛澤東脫險。此時，郭仕逵接到毛澤東從北京寄來的信，心中異常激動。他的家人亦欣喜萬分，感激地說：“毛主席沒有忘記我們啊！”
那是1925年2月6日至8月28日，毛澤東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在他的領導下，韶山成立了“雪恥會”和中共韶山支部，開展平糶、阻禁鬥爭。韶山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地主豪紳的恐慌和仇視，他們向當時的湘軍總司令兼省長趙恒惕密告毛澤東在韶山一帶組織“過激黨”，煽動農民造反。趙恒惕遂多次密令其弟、湘潭縣長趙恒哲及縣團防局逮捕毛澤東。
8月的一天，趙恒惕又一次密令湘潭縣團防局會同韶山大地主成胥生，前往韶山逮捕毛澤東，消息傳到縣政府，有的人對“過激黨”恨之入骨，因而幸災樂禍；有的人同情革命，同情共產黨，因而為毛澤東的安全憂心忡忡。同情者中，有這樣一個人，他叫郭鹿賓，是韶山銀田寺人，當時在湘潭縣政府擔任議員，負責收發。因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同情和支持革命，憂國憂民。他聽到趙恒惕密令捉拿毛澤東的消息，迅即將此消息告知曾擔任過省學聯幹事的劉天民。劉天民心急如焚，盤算著如何把這個消息送到韶山去，幫助毛澤東脫險。恰在這時，郭鹿賓的侄兒、共產黨員郭仕逵從鄉下來叔叔家做客。劉天民和郭鹿賓喜出望外，隨即與郭仕逵商量如何把消息送出去，三人密談了一陣兒，郭鹿賓取出紙筆，急急寫了一封信，交給侄兒，囑咐其當天趕回韶山送交毛澤東。
郭仕逵將信放在胸前的口袋裏，連忙告別叔父星夜趕回韶山，當即找到了正在衝裏一個秘密地點召開地下黨員會議的毛澤東，將信麵交。毛澤東打開信一看，隻見上麵寫著：
潤之兄：
軍閥趙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報，今日已電示縣團防總局，派快兵前來捉你，望接信後火速轉移……
毛澤東早就預料到反動派不會善罷甘休，看完信，他從容不迫，沉著而又風趣地說：“原來是成八胡子（成胥生的綽號）辦的好事！”
毛澤東連忙叫到會的地下黨員撤離，再與郭仕逵一道離開了會場，回到上屋場，照常接待了來找他的幾位農民兄弟，並對韶山地下黨工作做了布置。然後，在幾位農民的護送下離開了上屋場。
幾分鍾後，縣團防局大隊槍兵荷槍實彈、氣勢洶洶地趕到會場，將屋前屋後圍得水泄不通。他們破門而入，到處搜查，卻毫無收獲。接著，又包圍了上屋場，仍無所獲。
毛澤東和郭仕逵撤離途中遠遠地看到敵人追來，他們機智果敢地避開敵人，從容離開了韶山衝。毛澤東十分慶幸自己脫險，感謝郭鹿賓這封信幫了忙。他們連夜取道寧鄉，向長沙方向走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毛澤東擔任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閑居鄉間的郭仕逵聞知這一切，異常高興，幾天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詳細敘述了當年為主席送信的情況，並反映家庭生活困難，希望主席替他安排工作。毛澤東接信後，立即親筆回信。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封信。
兩個月後，郭仕逵手持毛澤東親筆信，前往北京，謁見毛澤東。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見並設宴招待了他。
席間，毛澤東詢問了郭仕逵的家庭情況，郭一一做了回答。當問到郭鹿賓還在不在時，郭仕逵說：“叔叔在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地下活動，1938年他到了延安。從延安回來後，他從事革命鬥爭，不久就病死了。”毛澤東聽了，說：“郭鹿賓這樣的同誌，可惜早死了，要是還在的話，我一定請他到北京來做客！”
郭仕逵告訴毛澤東，他住的良湖鄉廣福村，村裏的群眾認為“廣福”這個名字不好聽，過去，國民黨並不能為廣大人民帶來幸福，隻有今天，有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人民才會過上幸福的日子。於是，他向毛澤東提出將“廣福村”改名“見東村”。
毛澤東問道：“為什麼要這樣改呢？”
郭仕逵解釋說：“‘見東’是見了主席的意思。我代表廣福村人民到北京見到了您，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幸福，我們廣福的鄉親們都會感到幸福。”
毛澤東搖搖頭說：“這個提法不妥，我隻是共產黨中的一員，是為人民服務的。”見郭麵有難色，毛澤東又說，“不過，你們要改村名那是你們的自由，我也不能勉強。”
郭仕逵在北京受到了熱情的招待，並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郭要回家時，毛澤東贈給他一些錢和禮物。
回到家鄉，郭仕逵向當地鄉、村幹部彙報了在北京見到毛澤東主席的幸福情景，並把主席同意將廣福村改為“見東村”的情況告訴他們。鄉親們非常高興。從此，廣福村正式改名見東村。
此後，郭仕逵經常寫信向毛澤東彙報家鄉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也彙報家庭生活情況。當毛澤東得知郭家尚未擺脫困難時，又給他家寄來了300元人民幣。
二、詩友蔣端甫
在韶山楊林，曾經有一位與毛澤東交往密切的教員出身的詩友——蔣端甫。1950年5月，毛澤東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信曰：
端甫先生：
承惠祝詞，極感盛意。謹此致謝，兼頌教祺。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這封信寫得龍飛鳳舞，極為瀟灑、美觀，連頭帶尾不到30個字，卻寫滿了一張八行信箋。
蔣端甫（1900—1972），今韶山市楊林鄉新溪村人，鄉村教師。他自幼勤奮好學，知識淵博，國文功底深厚，熟諳曆史掌故，尤其擅長詩詞歌賦，還兼教過學生的音樂、算術和珠算等。
20世紀20年代初，蔣氏家族幾位年輕的知識分子創辦了自己的族校——“蔣氏聽彝學校”，蔣端甫在該校任教。受進步思想的影響，蔣端甫思想開明，傾向進步，同情革命。他曾和其他進步教員一起編寫過族校的校歌：“屏山蒼蒼，官港泱泱，山高水又長。毓秀鍾靈，聽彝學校，子弟傑湖湘……全球之上大事業，吾輩要擔當。”該歌曲當時在學生中產生過較大的影響，曾廣泛流傳。
1923年，蔣端甫出任聽彝學校校長，聘請蔣梯空、蔣穀風等來校任教，並任董事，師資力量得到加強。學校還決定，凡族內經濟困難的學生，一律免費讀完四年小學；凡在學校修業期滿後考取學校深造的學生，均由族校提供學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