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薇尹正茂
11月3日，我的生日。20歲之前，我一直用幸福編織著自己降生的那一天。
2000年，我20歲了。一天，我在家裏打掃衛生，無意中發現一張收養公證書，而證書上公證收養的孩子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那一刻，空氣仿佛都凝固了。我的父母並不是我的生身父母，而我用幸福編織的11月3日，隻是一個遭到最親愛的人拋棄的日子！我努力在記憶裏尋覓，一點一滴向前追溯，想從過去的點點滴滴中找到一絲答案。可是，我怎麼也看不出我的爸爸不是我的親爸爸。
我的父親趙玉聲，從前是天津南開區奶站的送奶工。一年四季他總是4點鍾起床上班，在早餐前把奶挨門挨戶送到訂奶戶家裏。我長到十四五歲，早晨醒來睜開眼睛時幾乎沒看到過父親。父親沉默寡言，但我每天還是盼他早點兒下班回家，因為，他總會像變戲法一樣從身上掏出一點兒好吃的給我。我家的經濟條件不寬裕，童年的記憶裏，鄰居常誇我“這丫頭穿得真漂亮”。這句話。讓兒時的我時常幸福地想，我的父母是世上最好的父母。
1999年，我職高畢業後考上了天津大學的財會大專班，也算實現了爸媽時常叮囑我的“好好讀書，長大做個文化人”的願望。那一年家裏太難了。母親扔下爸爸和我離開人世，留下一筆沉重的債務。父親象征性的退休金連讓我們吃飯都不夠。我知道自己沒錢上學，當時心裏隻想快點兒上班掙錢，幫爸爸還債。我在一家飯店找到了工作，一個人能掙五六百元。
一天，爸爸找到飯店勸我去上學。我故意激他說：“咱家用什麼供我上學？我都19歲了，也該自立了。”父親急得臉通紅，說：“女兒，你不能像爸這樣！你一個女孩子受大累受不起，你讀了書才有出息。爸砸鍋賣鐵也要供你。求求大夥勸勸這不聽話的丫頭，求求大夥了！”
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聽爸在大庭廣眾下說這麼多的大道理，師傅和同事們被父親感動得流了淚，都說我有福氣，羨慕我有這麼好的父親。
爸爸跑了好幾天，總算借夠了我的學費。我如願以償地走進了天大。可是，父親為了我上學，為了還那筆更加沉重的債務。開始了沒白天沒黑夜的辛勞。他快60歲了，血壓高，還有心髒病，為了掙錢要拚著命給裝修房子的人家搬運沙石。他當過保姆，送過報，做過推銷，晚上還要跑很遠的路去打更。我知道爸爸是硬撐著，他不想讓我輟學。見爸爸累得腰都直不起來，我一麵用功讀書，一麵又想終止學業去幫爸爸一把。
那天，我聽到爸爸從外麵回來了，就把收養證書放回了原處。我不想說穿爸爸努力保持了20年的秘密，爸爸用行動做了我20年的“親生父親”，我怕傷他的心。父親進屋時，我大聲問了一句：“爸，您回來了。”爸還是一句沉悶的“嗯”。而我卻心潮起伏，我真想捧出那張收養公證書，問問爸爸，我的生身父母為什麼不要自己的骨肉？他為什麼把我當親女兒來養育？我究竟是怎麼來的？那個謎底，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抗拒的誘惑。可是，為了爸爸，為了他和我這種習以為常的父女情，我隻能選擇沉默，我要做他更好的“親女兒”。
2002年春節期間，《今晚報》上刊登的一篇《養父代女尋生身父母》的文章幾乎轟動了半個天津市。文章裏說，1980年11月3日淩晨，一個叫肖大義的男子在上班途中，在一公廁裏發現一個被遺棄的女嬰。女嬰穿著單薄的毛衣毛褲，全身凍得青紫，奄奄一息，兩隻小手正用最後的一點兒力氣本能地抽搐著。肖大義把孩子抱在懷裏送到醫院搶救。醫院的大夫見了直歎氣，說孩子存活的希望很小，責問他為什麼把孩子凍成這樣。肖大義懇求大夫，無論如何也要救活孩子。一個多月後，暖箱裏的女嬰臉上終於有了紅暈。孩子出院後，和孩子有了很深感情的肖大義和妻子決定收養她，並在河西區進行了收養公證。由於孩子是11月3日撿到的，因此，孩子的生日也就定在了這一天。然而，22年過去了，如今的肖大義要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與他相依為命的妻子也在幾年前去世了，而那個從公廁裏撿來的女孩已經上了大專，正努力學完專升本的學業。肖大義不想違背老伴遺囑裏“要好好對待女兒”這句話，他想繼續供女兒讀書。可是，他感到自己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萬一出點兒意外，女兒怎麼辦？思來想去，肖大義想出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想到了女兒的親生父母。或許他們也在尋找孩子，或許他們的條件比自己好，能夠讓女兒得到更好的照顧。肖大義對記者說：“我也不願這麼做，女兒雖然是我收養的，但我對她的感情不次於親生父母對孩子的感情，隻要能讓女兒得到幸福，無論怎樣自己都心甘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