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也歡快地笑笑，很久沒有這樣的暢所欲言了，“這不但滑進禍福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惡的爭論中了，是善推動曆史還是惡推動曆史？誰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就像你說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通過暴力的惡來實現的，那麼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進步就成了善，這是不是惡的行為結出了善的果實？這個善的果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在作惡？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又在四處掠奪，給世界製造苦難？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樣？”
“所以，我希望你能寫出這種曆史的複雜性來，就像剛才說的曆史這盤棋，僅僅複盤是沒有意思的，不能隻記載黑白雙方的勝負經過，要像圍棋掛盤講解它的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樣，講清楚它為什麼這樣走？是怎樣思考的？是高招還是失誤？剛才我說的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這個意思，敗棋中有高招，勝棋中有失招，連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知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不然，那曆史記載還有什麼看頭？”
“這一點，我也深深地思考過，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讚同，無非是把曆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來，把‘所以然’找出來，這也就是說找出曆史之魂魄來，有魂，曆史就是活的；無魂，就是一堆廢墟。……在國內時，我和許多作家討論過這些問題，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寫缺點的問題，階級性和人性的問題，我們批判過蘇聯文學中的《一個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個》，這裏特別強調了作家的立場和人生觀問題，在國內，這些話是不能講的，你在境外三年，沒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觀潮派，逍遙派，看得就比較清楚。在出國前，各省市和軍區傳達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叫《八·九講話》，他說：‘現在亂有四種情況：一，好人鬥壞人；二，壞人鬥好人，這是我們可以間接利用的力量；三，壞人鬥了好人，像北京、海軍、空軍、總參、總後就是這樣，好人挨整，吃了苦頭，嚐到甜頭；四，好人鬥好人，這當然不好，有損失，但這是內部問題，容易解決。……如果壞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頂多就是邱會作、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吳法憲那樣，要頂住，要沉住氣。要看到形勢對我們有利，這是個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健在，隻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軍的這兩個條件，就不怕，壞人一定會受到批判，受到懲罰。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夠擰過來。’你仔細想想這段話，國內軍內會亂到什麼程度！……”
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釋清楚為什麼亂到這樣的程度？好像沒有主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軍的力量就無法控製局勢似的，而我們在對壞人鬥好人還沒有辦法的時候，卻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們在這裏卻大談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你以為我們這些人，回國後能置身事外嗎？”孫洪林憂心忡忡地說，“我們將要被劃在誰的線上呢？”
這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現在軍內除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是響當當的革命派以外，孫洪林所依賴的將帥們還有誰呢？但我不能不寬慰他幾旬。
我說：“你們在國外執行國際主義任務，沒有卷入軍內各派鬥爭，這自然是一種幸運。歸國後，等形勢明朗化了再表態，幹脆，請個長假寫你的回憶錄去！……”
孫洪林唯唯，顯得憂心忡忡，我並不了解他的全部經曆，我隻知道抗戰時期他在山東清河區八路軍三支隊某連當排長，解放戰爭時期在華東軍政大學學習過一段時間，而後在渤海縱隊十一師某營任教導員，後任副團長，團長，而後在南京華東軍政大學（1951年1月15日改為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後隨第三總隊隊長梅嘉生參加援越抗法的軍事顧問團，回國後任師參謀長，1956年後，又調軍事學院學習。在這漫長的歲月裏，和他有牽連的被打倒的將帥可就太多了……顯然，他已經有了某種預感或是聽到了什麼風聲。
在他的這種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邊府的要求，恐怕是勉為其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