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群星的星表星圖
我國古代取得了大量天體測量成果，為後人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星圖、星表。星表是把測量出的恒星的坐標加以彙編而成的。星圖是天文學家觀測星辰的形象記錄，它真實地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天文學家在天體測量方麵所取得的成果。同時，它又是天文工作者認星和測星的重要工具，其作用猶如地理學中的地圖。
我國星表的測繪起源較早。
戰國時代，魏人石申編寫了《天文》一書共８卷，後人稱之為《石氏星經》。
雖然它至宋代以後失傳了，但我們今天仍然能從唐代的天文著作《開元占經》中見到它的一些片斷，並可以從中整理出一份石氏星表來，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和115顆恒星的赤道坐標位置。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考古工作者於1977年在安徽省阜陽發掘了一個西漢早期墓葬，出土了一件二十八宿圓盤，上麵刻有二十八宿距度。這些距度數據與《開元占經》所引的“古度”相同。
此外，從湖南省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的《五星占》，記載了公元前3世紀的行星運行資料，表明那時已有測角工具，在石氏的時代有可能對恒星做出坐標位置的測量。
宋代觀測星表資料保存在北宋政治家王安禮的《靈台秘苑》和宋元之際曆史學家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象緯考》中。兩書中記載的星表有星360顆，現代星名認證的是345顆。這份星表的精度大約半度，測定年代為1052年。
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等人也曾完成過星表的測製，保存在明代《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中。
這是一部星圖和星表合為一體的著作，在星圖上某星的旁邊注明該星的入宿度和去極度，總計有星官267座，1375星，給出坐標的星739顆，所以這既是一個全天星圖，又是一份全天星表。
明代朝廷曾命譯西域天文書4卷，保存在《明譯天文書》中。
書中首次介紹了星等的概念，這是西方從托勒玫以來就一直流傳的觀點。《明譯天文書》中有30顆星的星等和黃經值，是波斯天文學家闊識牙爾原作。
明代的另一份星表在明代天文學家貝琳所著的《七政推步》一書中。這是一本介紹阿拉伯天文學的書，寫成於1477年。
其中的星表有星277顆，給出星等和黃經、黃緯，並且首次做了中西星名對照，這對後來我國人學習歐洲天文知識很有幫助。該星表的數據可能是元代上都天文台的阿拉伯學者所測。
除了全天星表之外，二十八宿星表是我國天文史上較豐富的一個內容，它包括二十八宿的距星數據，主要是距度和去極度。距度是距星之間的赤經差，去極度是赤緯的餘角。
由於歲差的關係，北天極的位置經常變化，赤經的起算點、春分點在恒星間的位置也經常變化，因此，不同時代各距星的坐標不同，距度和去極度也不同。但各個時代的測量值逐漸趨於精準，顯示了我國古代恒星位置觀測精度的不斷提高。比如宋代天文學家、曆法家姚舜輔為了編纂《紀元曆》，於崇寧年間進行了一次觀測，這次觀測精度很高，測量誤差隻有0.15度，二十八宿距度被再次更新。
再如元代郭守敬的觀測精度較姚舜輔又提高了一步，二十八宿距度的平均測量誤差小於0.1度。與郭守敬同時代的趙友欽創造了恒星觀測的新方法，即利用上中天的時間差來求恒星的赤經差，與現代的子午觀測原理完全一致。其實，不管是二十八宿距度的變化，還是北極星的偏極，都是歲差造成的。古代天文學家已發現這種現象，而且不厭其煩地修正、觀測、再修正。地有地圖，天有星圖。星圖表示了恒星的分布和排列圖形。為了表示恒星的位置，又畫有一些標誌性的線圈，如黃赤道、恒星圈之類，這類似於地圖上的經緯線。
我國古代的星圖是重要的天文資料，尤其是全天星圖，在世界上也不多見。我國古星圖可分兩類，一類是示意性的，用於裝飾，常見於建築物上和墓葬中，這類星圖準確性不高，或隻有局部天區；另一類是科學性的，描述恒星排列位置，記載天象觀測，位置準確程度較高，星數較多，為便於表現，又有蓋圖式、橫圖式、半球式、分月式多種。示意性星圖隨著出土文物不斷可以收集到。如東漢畫像上的織女星圖，五代錢元瓘墓石刻星圖，唐代鑄造的四象二十八宿銅鏡，遼代墓葬彩色星象畫等。其中遼代墓葬彩色星象畫頗有價值，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人認識的星空形象。
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遼代墓葬中發現一幅彩色星象畫，中央嵌一銅鏡，四周有蓮花瓣形狀的圖案。外麵是北鬥七星，東方繪一太陽，又黑白相間地繪有8個圓圈，表示月亮、五行星、計都和羅睺等，連太陽一共是九曜。再向外是二十八宿星象，均有細線相連結成圖形；最外麵又有12個圓圈，內畫黃道十二宮的圖形。其圖像和名稱均是中西合流的，對研究我國曆史上中外天文學交流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