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宋、元時期
登幽州台歌
《登幽州台歌》，詩篇名，初唐詩人陳子昂所著。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武則天派建安王武攸宜征契丹，陳以右拾遺隨軍參謀。攸宜出身豪貴，不曉軍事，子昂曾獻奇計，未被采納。這詩是從軍失意之作。
全詩短短四句，然語言蒼勁奔放，風格高峻，富於感染力，表現了詩人懷才不遇，曠懷古今，無限孤獨的情懷，曆來為人們所傳誦。
滕王閣序
《滕王閣序》，全稱《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駢文篇名，唐代詩人王勃所著，收集於《王子安集》。唐高宗上元2年（675年），27歲的王勃省父路過洪州（今江西南昌），參加官員們在滕王閣舉行的一次盛會，寫下此文。由景入情，一唱三歎。
作品先寫滕王閣所在地區的地勢形勝、物產珍異、人物薈萃；逐漸轉入敘述盛會，寫滕王閣及其周圍；再陡轉筆勢，感慨物存人亡、歲月無情；最後歸結宴席，照應開頭。有“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的悲感，但不乏“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的積極樂觀。藝術性高，是一篇典型的駢文。
作品屬對嚴格，四六句的形式整飭，講究聲律詞采。鋪排、描摹、敘事、抒情熔於一爐，對偶、聲韻、事典、辭藻自然去雕飾。打破一般駢文敘寫風物模山範水的雕琢藻飾舊格，把情致融入綺麗的詞采和生動的描繪，呈現一幅色彩鮮明、情景交融的畫圖，格調高逸，寄意深遠。
文章語氣奔放，文字明麗。內容充實，有真情實感。為駢文範本，傳誦不絕。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樂府《吳六歌曲》名，相傳為南朝陳後主所作豔曲之一，原作今已不傳，現以唐初詩人張若虛的一首最有名，但為擬題做詩，已非原曲調。
張若虛的這首詩曆來傳誦不絕，被許以“孤篇壓全唐”的地位。詩以春江花月夜為背景，細致、形象而又有層次地描繪相思離別之苦，其中雖有些消極感傷情緒，但基調是好的。
本詩詞清語麗，韻調優美，初步洗脫了六朝官體詩的濃脂膩粉，為唐詩中少有的佳作。
古鏡記
《古鏡記》，隋末唐初小說，作者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詳，隋大業初為禦史，大業8年（612年）兼著作郎、秦詔撰國史。大業末寫作《隋書》稿未完成，約於唐武德初年去世。
《古鏡記》寫主人公王度從汾陰候生處得到一麵能辟邪鎮妖的古鏡，於是按時間順序，記敘古鏡降妖、伏獸、顯靈、治病以及反映陰陽變化的諸種靈異。
作品敘述中雖透露出一些現實生活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揚迷信和天命至上的消極思想。篇中侈陳靈異，辭旨詼詭，猶有六朝誌怪遺風。但以12段獨立故事貫串成章，結構上有進步，並加強了細節描寫和人物對話，稍有文采，代表著小說從誌怪演進為傳奇的一個發展階段。
《古鏡記》載於《異聞集》。《太平廣記》也采錄。
琵琶行
《琵琶行》，敘事長詩，唐代詩人白居易作，見《白氏長慶集》。作於元和11年（816年）秋謫為江州司馬的第2年。
詩中內容寫自己送客湓浦口時巧遇琵琶女，通過這個原為歌妓的商人婦富有感情的彈奏，知道她淪落身世的悲涼，引發自己被貶失意的悲憤心情，表達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悵恨。
本詩敘事委婉曲折，脈絡分明。先寫琵琶聲，引出琵琶女；再寫琵琶女彈奏，自敘身世；最後兩相比照，有相通的身世遭遇，同病相憐，托出題旨。
人物描寫細膩入微，結構上虛實結合，富於變化。用蕭瑟落寞的江頭秋景烘托全詩氣氛，用彈奏技藝的精妙絕倫引發聯想，紅極一時的色藝與淒涼可憫的晚景比襯，時而婉曲掩抑，時而痛快淋漓，令人感歎。對音樂的描寫尤為精彩，用一連串生動的比喻，平仄換韻、錯綜變化的富於音樂魅力的語言，或以聲摹聲，或以無聲襯有聲，把樂曲的抑揚頓挫表現無遺，創造性地寫出琵琶音樂的複雜性和多麵感，再現音樂的意境和形象。人物感情自然地揉進流轉和諧的韻律，完美統一。
此詩當時傳唱極盛，有“胡兒能唱《琵琶篇》”之譽。
柳氏傳
《柳氏傳》，唐代傳奇，作者許堯佐。許堯佐，生卒年、籍貫、字號均不詳。德宗時，考中進士，貞元10年（794年），應製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及第，為協律郎，赴四川幕府判官。又舉宏詞科，為太子校書郎。官至諫議大夫。
本篇寫寒士韓翊與柳氏的愛情悲歡離合故事。柳氏本為李生妾，愛慕韓詡，李知其意，便將柳嫁韓。安史之亂時，柳剪發毀形，寄身佛寺。韓入平盧、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幕為書記。兩京收複後，韓翊使人潛尋柳氏，並寄以詩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感泣，並回詩，希望團聚。但不久柳又為京中番將沙吒利劫去，幾經周折，才在有虞侯許俊的幫助下夫妻團圓。
本篇歌頌了堅貞的愛情，並從側麵反映了安史之亂及戰後番將跋扈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柳氏的形象刻畫較為成功。敘事完整，情節發展有波瀾，有不少動人的細節描寫。
本篇收入《太平廣記》，孟棨《本事詩》也載錄，文字有差異。“章台柳”故事在當時流傳很廣，詞牌中的（章台柳），即由此而來。後世演為多種戲曲，如明梅鼎祚《玉台記》等等。
鶯鶯傳
《鶯鶯傳》，又名《會真記》，唐代傳奇，元稹撰。原題《傳奇》，《太平廣記》收錄時改作《鶯鶯傳》，沿用至今。寫張生與崔鶯鶯戀愛，後來又將她遺棄的故事。關於張生的原型，宋代王銍《傳奇辨證》考證為元稹本人，今無異說。關於崔鶯鶯的原型，王或認為是唐永年縣尉崔鵬之女，今無定論。
文中的鶯鶯是一個寫得很成功的藝術形象。她出身名門，深受封建意識的熏陶，舉止端莊文靜，有強烈的愛情要求，但又在內心隱藏得很深。甚至在外表上有時會做出完全相反的姿態。本來她通過侍女紅娘已用詩同張生互通心曲，但當張生按約赴會時，她卻又“端服嚴容”正言厲色地數落張生的“非禮之動”。但幾天之後，她忽然又采取大膽的叛逆行動，主動夜奔張生住所幽會。“曩時端莊，不複同矣”。崔鶯鶯的這種矛盾和反複，真實地反映了她克服猶豫、動搖而終於背叛封建禮教的曲折過程。但在她的思想深處，並沒有徹底擺脫社會、出身、教養所加給她的精神桎梏。當她遭到遺棄後，竟認為“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隻能自怨自艾，聽從命運的擺布，表現出思想性格中軟弱的一麵。
作品對她的性格和心理刻畫得比較細致，使得這一形象有血有肉，異常鮮明。相比之下，張生的形象則寫得較為遜色。他對鶯鶯始亂終棄，是封建製度下醉心功名的士子的真實寫照。作者為了替他辯解開脫，篇末不僅使人物形象前後不統一，也造成了主題思想的矛盾。作者讚許他為“善補過者”，反映了世界觀中的封建道德倫理觀念。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評論說：“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鶯鶯傳》的故事流傳極廣，後世許多作品都是據它演變而來。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官調》，元代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等等。《西廂記》已成為中國許多戲曲劇種的傳統劇目，家喻戶曉。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唐代筆記小說集，段成式撰。段成式，唐代小說家、駢文家，字柯古，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父文昌，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終太常少卿。與李商隱、溫庭筠長於以四六體寫章奏等公文，因三人排行均為第十六，時號“三十六體”。段成式，能詩，但無特色。所著以《酉陽雜俎》最著名。酉陽，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傳山下有石穴，中藏書千卷。梁元帝為湘東王時，鎮荊州，好聚書，賦有“訪酉陽之逸典”語。《新唐書·段成式傳》稱他“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因此以家藏秘籍與酉陽逸典相比，所撰書內容又廣泛駁雜，故命為《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前集20卷共30篇，續集10卷共6篇。分類編錄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動物、植物、酒食、寺廟等等。一部分內容屬誌怪傳奇類，另一部分記各地及異域奇物，略似西晉張華《博物誌》。書中所記，或采緝舊聞，或屬自撰，“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征引”。
其中有些篇目相當隱僻怪異，如記道術的叫《壺史》，抄佛書的叫《貝編》，述喪葬的叫《屍穸》，誌怪異的叫《諾皋記》等等。續集中有《寺塔記》2卷，詳述長安諸佛寺的建築、壁畫等情況，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
有《津逮秘書》、《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等，均為30卷。
蜀道難
《蜀道難》，詩歌篇名，原為樂府《瑟調曲》名，唐李白所著。據孟棨《本事詩·高逸》載：李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訪之，見《蜀道難》詩，極力誇讚，呼李白為“謫仙”。
詩歌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一誇張的詩句作為主旋律，一唱三歎。先將神話傳說引入詩中，想象太陽禦者羲和飛禽走獸的畏難卻步及行人的撫膺長歎，突出了蜀道的險峻。繼而設想行人在蜀道上所感受到的恐怖的環境氣氛，突出了蜀道的險畏。最後從自然形勢的描寫轉到曆史教訓的提示，暗示對蜀中政治形勢的隱憂。
詩中運用了誇張、比喻、渲染、暗示等表現手法。時間上從古到今，景物上由遠及近，感情上由淺入深，充分表現了蜀道之難。但由於詩人的豪放氣魄貫注全篇，使讀者不因蜀道難險而生畏，相反卻領略了山川的壯麗，詩中的暗示也豐富了該詩的內涵。所以殷瑤稱讚此詩“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河嶽英靈集》）。
三吏
《三吏》，唐代組詩《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的總稱，杜甫所著。
唐肅宗乾元2年（759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與史思明戰於相州（治所鄴城，今河南安陽），敗潰。時杜甫自東都洛陽歸華州，途中聞見有感，因作“三吏”、“三別”，反映官府強行征兵的現實。
《新安吏》總言點兵事，通過與縣吏的對話，寫不滿18歲的“中男”被迫從。《潼關吏》借關吏之口寫潼關要塞的修築和防守。《石壕吏》寫一“三男鄴城戍”“二男新戰死”的老嫗在官吏的怒呼催逼下“急應河陽役”的不幸遭遇。
“三吏”從安史之亂中取材，同情離亂之世百姓的不幸，揭露人民群眾同封建官府的矛盾，謳歌人民群眾為反抗安史叛軍而忍受巨大犧牲的正義感，顯示了詩人濃重的憂患意識。
“三吏”采用對話體敘事，用口語如實反映當時現實，成為繼承漢樂府“緣事而發”傳統、因事立題的記事名篇，也體現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三吏”被後人視為“詩史”，對新樂府詩有深遠影響。
三別
《三別》，唐代組詩《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的總稱，杜甫所著。
唐肅宗乾元2年（759年），杜甫自東都洛陽返回華州途中作。時郭子儀、李光粥等九節度與史思明戰於相州（治所鄴城，今河南安陽），敗潰，官府因強行征兵。《新婚別》以洞房花燭夜新娘子聲口寫新郎被迫從軍造成的離別。《垂老別》寫一子孫陣亡的老人毅然從軍時與病弱老妻的離別。《無家別》寫一從前線逃回的老兵滿目瘡痍、歸而無家。
“三別”從安史之亂中取材，如實反映了安史之亂給農村帶來的凋敝和給百姓造成的痛苦。以獨白體摹狀普通百姓麵對亂世離別的心理，使“三別”在藝術上有極高成就，頗能代表杜甫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而對百姓苦難的深深同情和對怨悵無奈中巨大報國熱情的歌頌，又顯示了詩人因意命題的記事名篇的人民性和危難中的憂患意識。
“三別”被後人視為“詩史”，對新樂府詩有深遠影響。
秦中吟
《秦中吟》，政治諷喻組詩，唐代白居易所著。作於憲宗元和初年為諫官期間。其時白居易屢上奏章請革弊政，為宦官及舊官僚集團所切齒痛恨而遭排擠，得以深入生活底層。這組詩共10首，分別名為：議婚、重賦、傷宅、傷友、不致仕、立碑、輕肥、五弦、歌舞、買花。
內容寫豪門貴族的荒淫無恥、橫征急斂及百姓生活的疾苦，譴責黑暗政治及宦官藩鎮互相勾結、危害人民和國家的罪行。思想傾向鮮明，對當時的社會問題作了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屬五言新樂府詩，風格深入淺出、平易通俗，詞句簡單流暢，自然樸素。當時傳誦甚廣，影響很大。
長恨歌
《長恨歌》，詩歌篇名，唐白居易所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馬嵬坡仙遊寺，有感於唐明皇、楊貴妃的史跡，應王氏之請，寫下這首七言古詩。陳氏為之作《長恨歌傳》，於是詩傳一體，相得益彰。
詩前半譏刺唐明皇荒淫好色、任用非人，具體描寫由此而招致的安史兵叛、娥眉慘死的悲劇，重在批判，辛辣沉痛。詩後半極力抒寫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刻骨相思，重在歌頌，委婉神情。關於此詩主題，向有爭議，或持諷喻說，或持愛情說，或持二者兼具的雙重主題說，迄無定論。
詩中主人公均為曆史人物，但詩人沒有拘泥於史，而是兼采傳說逸聞；沒有沿襲陳腐的傳統觀念，將楊貴妃視作“禍水”，而把變亂的禍根歸咎於唐明皇的“重色”，表明李既是愛情的追求者，又是愛情的破壞者。愛情的追求與破壞的衝突，天人之隔和生死之別的矛盾，就構成了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長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