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團圓》裏描寫完了自己平淡的五官之後，又加上一句：“整個看上去有點兒怪，見了人也還是有點兒僵。”
《天才夢》和《私語》等散文裏，也是打翻罐子撞到櫃子的生活低能樣。
她眼中的自己經常是這樣的：笨拙的、拘謹的、緊張的、不善和生人交談的。
有兩張她和姑姑的照片，是一套的，她站在姑姑的身旁，手是緊緊攥著的，胳膊呈緊繃的弓形，整個身體姿態很僵硬，直到姑姑攬住了她的腰，笑著看她，她才鬆弛下來，跟著笑。
張愛玲一向反造神、反浪漫，她的傳奇是市井生活的驚心動魄，是一街一站的蒼涼。她有著作家的理性和自覺，不能忍受自己變成紙片人，更不能忍受荒腔走板，天外飛仙。在很多地方，她是近自然主義的。即便在她最愛最崇拜胡蘭成的時候，她仍記下了自己的微妙的不適——他的吻像“幹燥的軟木塞”，他的相貌“有點兒女人氣，而且是個市井的潑辣的女人”。
而胡蘭成是另一個路數。
胡蘭成說聽貝多芬的音樂，“即便一開始不喜歡，也要刻苦開來聽，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為止”。音樂並不確定什麼，隻是引領到達你能進入的境界，哪有什麼聽懂聽不懂。想必這個懂，是音樂權威認可的懂，是合時宜的懂。就連他的民國名士風度，張愛玲也說是“刻意培養出來的”。他也特喜歡用張愛玲、朱天文、朱天心這種出身良好、受過高等教育、又有天分的大家閨秀做自己的裝飾屏風。
人一迎合投機，文字便落了下乘。
看他在《今生今世》評價《傾城之戀》，前麵一路三春繁樹堆砌下去，倒也挺唬人的，末了來句：“他們想要奇特，結局隻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著對於人生真實的如泣如訴。”這個結論不但偏離靶心，還俗套，還有張愛玲厭惡的文藝腔。我們寫著玩的有粗疏也就罷了，但他的《今生今世》指向性如此明確，有文字叫板的意思，擺明了讓張愛玲慌一下的，寫成這樣，倒不是不怕張愛玲鄙視，而是真的力有不逮。
“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執著，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論張愛玲》）如果不說，誰知道這是評價張愛玲的，這是知音姐姐吧。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國人是已離了動物身，人身是如來身。”撇開這類轉陀螺似的數來寶腔調不談，他到底在說什麼？茶壺煮餃子，讓人鬱悶得不行。
這類怪異之處在他筆下隨處可見，他的怪異在於他的體係有破綻，穿著一件不適合他的衣服。張愛玲的文字魅力來自她的天賦，她罕見的敏銳和洞察，就像倫琴射線，一言堪破真相。而胡蘭成，即使張愛玲給他調弦正柱，仍打通不了他的任督二脈。他文字中的隔，大約就是相信狐狸精的人努力聽貝多芬，張藝謀拍武俠，中式倫敦音，是“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是“整個的中原隔在他們之間，遠得使她心悸”。
啟蒙幼學這種事最省不得，須得寬裕悠閑的環境，隨手可得的書籍，漫長成長歲月的浸潤，如煨老火靚湯，滋養敏銳細致的藝術細胞，才能學得入髓入味。張愛玲便是如此，因此她讀詩詞就像一路和熟人打招呼。童年的胡蘭成精神食糧極其匱乏，所以成年後他的文字一直都有著用力學別人的痕跡。
阿娜伊絲·寧就曾在日記中寫自己初見亨利·米勒文稿時的驚豔：
“我喜歡他文字的力量，扭曲地、衝擊性地、無所畏懼地發泄情感的力量。對生活的崇拜、熱情，對萬事萬物的狂熱興趣，蓬勃充溢的智慧和笑聲，突如其來的毀滅性的暴風驟雨，在他的文字裏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令我困惑。一切都炸飛了，虛偽、恐懼、瑣屑、矯情，都化為烏有，隻剩下本能。”
但是，她很快就發現了自己和亨利·米勒的巨大差異：
“他的生活處於底層、黑社會。暴力、無情、惡棍！獸欲泛濫的生活！他的語言描述的是一個我從不知道的世界： 布魯克林的街巷；百老彙；小鎮；貧窮；來往皆白丁，交遊更複雜。”“亨利諷刺某個優雅男人屈尊紆貴與妓女搭腔時還端著架子；挖苦女人們的性痙攣。故事一個接一個，滔滔不絕。遙想布魯克林大街上動蕩不羈的日子：空地上耗力的遊戲，打架鬥毆，騎車出遊……少年亨利尚未顯露未來小說家的才華：好動、欺騙、作惡，從盲人售報亭偷些小錢。謊言、欺騙、性饑渴。除衣不遮體、醜陋、貧窮，沒有一件事不讓他憤憤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