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編著《通誌》
鄭樵（1103—1162）字漁仲，號夾漈，福建興化人，是南宋初年的著名史學家。他所撰述的《通誌》，是繼司馬遷之後紀傳體通史的續作，對封建史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鄭樵出身於世代仕宦家庭，自幼資質和常人不同，而且勤奮好學，記憶力特別強。自少年時代起就立下誌向，“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表現出宏大的氣識和誌量。他對宦途並不熱心，父親亡故後，便和弟弟到城北郊的夾漈山，因陋就簡，修築三間草堂，一起切磋學問，過著怡然自得的山林生活。常常是“寒月一窗，殘燈一席”。他白天整理簡冊，晚來觀察星象，愛惜每一寸光陰，不敢虛度歲月。他帶著批判的眼光去讀書，隨著知識的積累，他發現前人的著述有許多錯舛和疏漏，尤其重要的是，他對唐代儒學大師的繁瑣注經辦法和宋儒的主觀臆斷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唐儒繁瑣失義，宋儒隻尚空談，他要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寫出一部有益於後世貫通古今的通史。由於家道敗落，生活越來越困窘，但是，無論是風晨雪夜，還是廚無煙火，他都記誦不休，執筆不絕。為了實現理想，他奮鬥了30年左右，曆盡艱辛，以頑強的毅力，有計劃地堅持實踐。這期間，有人三次舉薦他為“孝廉”，兩次推舉他為“遺逸”，他都不動心。他把整個身心全投入到著述中。就是這樣，他終於著成了長達二百卷的《通誌》。
《通誌》是繼司馬遷《史記》以後又一部貫通古今的紀傳體通史。在體例上，除紀、傳和以前紀傳體史書相同外，“譜”即相當於各史的“表”，“略”相當於各史的“誌”，“世家”仿《史記》，“載記”仿《晉書》，文字大多襲用舊史。其中的“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向為史家看重。這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族、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和昆蟲草木，以此把曆代典章製度、學術文化分門別類地加以記載，逐一闡述其源流演變，且提出了一些新見解。真可謂“網羅宏富，體大思情”。若是沒有廣博的知識和獨到的學識，何以至此？
鄭樵為了廣泛地占有材料，四處求訪藏書，遇到有藏書的人家，便留下來仔細閱讀，直到讀完才離去。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尋訪，獲得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盡覽典籍，卻不迷信前人成說，他研究《書經》是從校對今古文《尚書》入手；研究《詩經》，則認真辨別魯、齊、韓三家詩的差別；研究《春秋》也是從三家所傳的異同入手，從文字歧異發現問題，經過考訂，擇善而從。他還主張寫“通史”，因為隻有通古今變化，才能資鑒現今。鄭樵除了關注書本外，還注重實地考察。他在夾漈山研讀時，便時常“與田夫野老往來，同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性情。”
心靈悟語
正是他有如此嚴謹的治學方法，正因他有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強毅力，才造就了他的博大學識，在曆史學和文獻學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李杲倡導“脾胃學說”
李杲（1180—1251）字明之，南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晚年自號東垣老人。是中國古代金、元之際的傑出醫學家。
李杲勤奮好學，勇於探索，對《內經》、《難經》等古典醫學書籍都認真學習，並作了深入的研究，獲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對中醫學理論有較深的造詣。他一生除了深入研究醫學典籍，精心習醫和忙於診務外，還著有《傷寒令要》、《蘭室秘藏》、《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等醫學著作，特別是《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兩書，對中醫學術的發展影響很大，受到後世醫家的廣泛重視。
李杲富有創造精神，師古而不泥古，不墨守成規。對前代醫家的學說，總要在親身實踐中加以檢驗。他結合自己幾十年的醫療實踐，創造性提出了“脾胃學說”。他認為人體的強壯康健，各個組織器官的活動功能，都必須有相應的營養物質作為基礎。而機體各種營養物質的來源，最重要的是依賴“脾胃”的不斷攝取，和消化飲食物轉化而成。因此一旦脾胃功能受到傷害，就要發生疾病。體質虛弱的人在患病之後，由於脾胃功能低下，機體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物質生化無源，機體各組織器官也相應低下，協調作用也差，治療就比較困難，並能使疾病轉成慢性疾病。所以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以脾胃為本和“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學術觀點，在治病用藥方麵強調調理脾胃。這種學說，對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治病方法無異是一種批判。
李杲對導致脾胃功能受損，造成體質虛弱的原因，歸納為勞役過度，饑飽失常、寒溫不適和長期的過度精神緊張、恐懼。這種把精神情感方麵的變化作為發病重要因素的觀點，不僅在當時是一個重大發展和突破，而且從現代發病學的觀點看，也是很值得重視的。
現在不少醫家、醫著、科研單位，不僅注釋了李杲的《脾胃論》等醫學著作，而且在研究脾胃的生理、病理現象方麵也更加深刻了。但追根溯源，還是在《脾胃論》等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和深化的。
李杲之對每一病例，都深究始終，並且進行了大量的記錄。《脾胃論》一書，是他在去世的前兩年寫成的。當時他是年已古稀的人了，並且身體特別虛弱，盡管如此，他仍然不舍晝夜地翻閱書籍和整理浩繁的醫案，著實有些“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勁頭。《脾胃論》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執著探求精神的凝聚。
心靈悟語
李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醫學突破，是和他一絲不苟，刻苦鑽研的探求態度密不可分的。
宋慈與《洗冤集錄》
宋慈（約1186—1249）字惠文，建陽（今屬福建）童遊裏人，是南宋著名的法醫學家。
宋慈自幼勤奮攻讀，好學不倦，善於推理，長於思辯。入太學後，成了理學家真德秀的學生。寧宗嘉定十年（1217），宋慈登進士第。他曾任長汀縣令，當時長汀一帶鹽價昂貴，貧民無力食鹽，貧民們時常為了生活，鋌而走險，獵取私鹽。針對這種情況，宋慈認為，鹽價昂貴的主要原因是運途遠、運價高，於是，他改變了運鹽的路線，直接從廣東潮州起運，節省了大量的運費，從而降低了食鹽價格，杜絕了貧民賭命獵取食鹽的行徑。端平二年（1235），宋慈被任命為邵武軍（今屬福建）的通判，不久又改任南劍州通判，當時浙西鬧饑荒，一鬥米價值萬錢，宰相李宗勉向宋慈征求如何救濟的意見，宋慈認為，豪門大戶，隱匿戶口來逃避國家的稅收，並且整天在家裏囤積糧食，以備牟取暴利。這樣，貧苦的百姓不僅要為豪門大戶承擔稅務，還要高價去購買大戶的糧食，所以就備受饑荒之苦了。他主張把民戶分為五等。第一等民戶要一邊免費救濟貧民，一邊把糧食平價賣給貧民，第二等民戶可直接把糧食平價賣給貧民，第三等民戶可保持原狀，第四等民戶可接受救濟貧民糧食之半，第五等貧民，可完全接受救濟，這些民戶的救濟糧由官府發給。實行的結果很好，大家都願意奉命而行，百姓很少有挨餓的。宋慈逢事總願不斷地思索直到考慮出比較完善的對策才罷手，因此，不管遇到多麼棘手的問題，他都能給予妥善的處理，在他為官處理政務的過程中，這種執著的求索精神一直在發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