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吉林出版集團購得劉成信先生主編的《中國雜文百部》前30部，粗粗翻看了一遍，有一些斷想，記錄在此。
一
邵燕祥與葉延濱都是著名的詩人，但也是重量級的雜文家。
詩與雜文是相通的嗎？感覺雖不對壘，卻有距離。
一般地說，詩是讚的，是頌的，最起碼也是輕快柔美的。比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比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比如“僧言佛龕壁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比如“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比如“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黑夜裏想你有方向，迷路時想你心裏明”，而雜文呢，則是劍拔弩張的，帶淚帶血的。一些理論家將其定義為匕首、投槍、手術刀。
對詩歌作一些深入研究，就會發現，真正優秀的，有生命的詩歌，除了描繪人類美好感情、堅貞愛情、理想願望的，便是揭露黑暗、批判現實、撻伐醜惡的。比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比如“碩鼠碩鼠，三年慣汝，莫我肯顧”，比如“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比如“地不知寒人要暖，莫奪人衣做地衣”，“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比如“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比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比如“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由此觀之，詩歌與雜文是文體的兩麵，詩人與雜文家是社會角色的兩麵。有如錢幣的兩麵，結合得好，會很出彩。
邵燕祥被打過右派，葉延濱則上了山下了鄉。他們曾經為國家、為民族自豪驕傲，引吭高歌。他們也看到了社會的惡行與病象，用審美的眼光與視角去審醜。他們的雜文，除了深刻，還有詩歌的諷喻性與淒美感。
邵燕祥與葉延濱，是把詩歌與雜文均寫到了最好的人。
二
《中國雜文百部》前三十部的作者中，已作古多人，其中兩位是非正常死亡的。
鄧拓死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號令《五一六通知》公布的當天夜裏。他吞下安眠藥，安心又不安心，甘心又不甘心地走了。
鄧拓不是被打死鬥死的，也不是被嚇死賜死的，而是被逼死的。
鄧拓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過傑出貢獻。他的貢獻在於新聞與文學等方麵。但在“爭民主，爭自由”的事業似已完成，在“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的願望似已達成之後，他卻感到越來越不民主，越來越不自由了。他不願意胡吹畝產萬斤幾萬斤，不忍心設圈套搞“陽謀”“引蛇出洞”坑人害人，被斥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被逼得辭去了《人民日報》社長的職務。
1949年之後至“文革”開始，短短十七年，鄧拓看到了太多的“左”象太多的人禍太多的陰暗麵，作為文人他的內心一直是痛苦的，他在精神上，也一直是抗爭的。這一點，從《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中可以看出。但是，鄧拓作為一介書生，肩膀能扛的分量是有限的，到了“黑雲壓城城欲摧”，全黨全國人民均手足無措之時，他的想法似乎就是王國維的那四個字，“義無再辱”。“悄悄地他走了，正如他悄悄地來”，可他沒有徐誌摩瀟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鄧拓帶走了許多，帶走了對妻兒的牽掛，對現實的絕望，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擔憂。
徐懷謙死於2012年，年僅44歲。
徐懷謙“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行走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裏”。最黑暗的十年“文革”，他少不更事，相信對他的精神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他先後就學於北京大學中文係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就職於鄧拓曾執掌帥印的《人民日報》社的文藝部。曾做過掛職縣委副書記，最後的“官職”是《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