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並中的發展
曾經有許多人認為西北馬家軍閥政權是一種割據現象，代表著分裂的傾向。從表麵上看，這一說法似乎不錯。不過我們稍稍深入地了解這種政權的具體政策及其對西北民族關係的實際影響，就能看到它的主要傾向不是分裂，而是有力地促進了西北民族關係的融合，同時又增強了地方與中央之間的聯係與統一。這個問題留待後麵作專門的分析。曆史的發展總是以矛盾過程實現著對立麵的轉化。包括一個民族的聚合統一，都以具有分裂性的集團之間的紛爭為起點，各民族的部落戰爭最終完成了民族的統一。西北回族軍閥無論對於外部還是其內部，都顯示出強烈的集團性。這個基本特征決定了它與其他軍事政治集團之間的界限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鬥爭。保持自身集團的獨立性並使之發展壯大，是軍事政治集團須臾不忘的目標。這個目標支配著他們不斷地尋找時機發動各種形式的鬥爭。因而，集團性與鬥爭性總是緊密相關的。同時，在爭奪地盤、權力的現象之下，也包含著民族利益、不同政治追求的排斥、互相滲透等更廣泛的社會內容，從而帶動著西北社會不斷變化。
1914年張廣建督甘，表明北洋政府控製西北政權的用心。但西北不是北洋政府爭奪的重點地區，因而，甘肅各鎮守使的地位並未受到多少威脅。張廣建既無力消滅這些鎮守使勢力，又不能真正把他們改造成自己的勢力，他便隻好采取既承認他們又排斥他們的兩麵政策。這實際上表明張廣建勢力與甘肅本地勢力處於相持狀態。他大力引用皖籍人物以期逐漸囊括甘肅全部政權，然而事實證明這些措施作用甚微，張廣建並沒有使其勢力紮根於西北。他在甘肅的統治仍然依賴著北洋軍閥。加上張廣建係官員大肆搜刮民財，追隨袁世凱大搞封建複辟活動，激起了下層群眾廣泛的不滿。驅逐張廣建的運動在不斷醞釀著。
護國戰爭沉重打擊了北洋軍閥勢力，張勳複辟和段祺瑞毀法更暴露了北洋係的醜惡麵目，因此，甘肅護法人員甚至在張廣建的新建右軍中發動起義，反映了皖係盡失人心。各地反抗皖係統治的“聯省自治”運動對甘肅反張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19年，甘肅《邊聲報》主編汪劍平及在京議員、學生向北洋政府提出“甘人治甘”的要求。甘肅地方實力派立即接過這個口號，以維持桑梓自任，展開驅張運動。但甘肅地方勢力並不統一，最明顯的是分為回漢兩派。回族軍人自馬安良死後，寧夏護軍使馬福祥成為首望人物，事實上馬福祥也是甘肅鎮守使中最具資曆和政治頭腦的人物。他一直受馬安良的排擠，馬安良之死使他免去了一個障礙。這時他表現得很大膽自信，於1920年12月率先通電，表示讚同“甘人治甘”，並聯絡寧海鎮守使馬麒、涼州鎮守使馬廷勷、甘州鎮守使馬璘、寧夏新軍司令馬鴻賓、河州鎮守使裴建準等，共策此事。上述各鎮守使派代表赴寧夏，在寧夏府城舉行三天的“公民大會”，揭露張廣建罪行。“青海、涼州代表明確提出‘武力解決問題’。”最後會議決定文武並舉，但實際上武力是最根本的，所謂“文”的措施也出自武人，不免火藥味十足。
這次大會實際上是回族軍閥在民國以後的第一次政治合作。漢族鎮守使僅裴建準參與其事。裴氏鎮守河州，而河州社會為回族諸馬所掌握，裴氏想坐穩椅子，便不能不與諸馬委蛇。其他漢族鎮守使並非不願驅張，但不願看到驅張之後的果實落人馬福祥手中，並沒有響應這次行動。而回族諸馬自認為羽翼漸豐，足以置喙甘肅政治，特由馬福祥、馬麒、馬璘、馬廷勷、馬鴻賓聯銜通電全國，正式打出驅張旗子。同時，諸馬決定分別出兵，擺出進攻蘭州的陣勢。寧夏以馬鴻賓率先遣軍，開赴一條山（今甘肅景泰縣境），與青海、涼州軍會合。張廣建急忙調隴南鎮守使孔繁錦部進省設防，將曆年搜刮所得財物運往北京，結果這批物資途中被馬福祥截獲。甘肅的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回族將領中，馬福祥最重聲名。驅張之事雖合乎民情，但軍事上基本是回族軍隊單獨行動。這是前所未有的舉措，馬福祥深有疑慮。他向幕僚詢問外間的輿論，有人說：“將軍此舉，知道內情的人們說是為民除害，不知的人說回回又反了。”馬福祥大為震動，即電令馬鴻賓停兵待命。清代以來，甘肅因民族矛盾尖銳，許多鬥爭往往背離初始的目標，轉變為民族紛爭，造成慘劇。馬福祥親曆其事，深痛地方民族之不寧，平生以和睦民族為己任，最忌“造反”二字，不願因一己之私利，釀成社會動亂。因此放棄進攻蘭州計劃，改為通電聲明與張廣建脫離關係，實行自治，並致電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派人赴京進行活動，欲以政治手腕達到目的。
馬福祥率先驅張，自己代張督甘風聲驟起，張廣建遂利用隴東鎮守使陸洪濤抵製馬福祥。陸之幫統張兆鉀召集隴東將領，歃血為盟，通電反對馬福祥出任甘督，電文將爭奪甘督歪曲為回漢問題，又以誓死周旋相威脅，言詞魯莽，挑動民族情緒。此電文顯然正中北洋政府下懷，既然地方勢力不統一，便可繼續控製甘肅政權。綏遠都統蔡成勳被改任為甘肅督軍兼省長，而蔡亦因甘肅人民反對未能踐任。北洋政府隻得任馬福祥為綏遠都統，陸洪濤為甘肅督軍。馬鴻賓代理寧夏護軍使，張兆鉀代理隴東護軍使。爭奪甘督以妥協而結束。
這次鬥爭中，馬福祥雖然未能達到目的，但畢竟擴大了勢力。寧夏護軍使一職不久改為寧夏鎮守使，由馬鴻賓主政寧夏。更重要的是，諸馬通電後，“西北五馬”一詞遂為國人所聞，成為西北回族軍閥勢力的代名詞。這表示著回族軍閥不再甘於沉默，在掌握了鎮守使權力之後，希望聯合起來，問鼎省府政權。最終的結果是未達目的，表明他們麵臨許多阻力。張廣建、張兆鉀之流不惜挑動民族矛盾以達其私心，而馬福祥以維持地方為己任，政治品格之優劣高下一眼可見。這種區別在後來的權力爭奪中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局。張兆鉀等被國民軍所消滅，而馬福祥、馬麒卻能渡過危機，獲得新的發展機會。
驅張運動鼓吹“甘人治甘”，而地方回漢軍閥相互爭奪，標誌著“甘人”的渙散不一，致使甘人治甘終於落空。陸洪濤並非甘人，他是江蘇人，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新疆巡撫陶模從軍西北，辛亥後升任鎮守使，乃清朝政治之遺留。以其經曆看，他缺少足夠的資望，且在西北地方亦無根基。因此陸任督軍後，回族各鎮守使拒不受其政令，“各鎮所屬縣缺，均由各鎮守使直接委任，隻是報省備案。駐軍餉巡由縣署稅局直接提取。各縣民財各政，均由各鎮把持，真是省令不出省垣”。後來在一些士紳的周旋調解下，甘州鎮守使馬璘到蘭州致電寧夏、西寧、涼州，說張兆鉀之電文乃出自陸幕僚之手，陸並不知情，陸與諸馬關係才得以稍為緩和。這等於陸洪濤承認隴東電文是錯誤的，回族軍閥的鬥爭不容任意歪曲，他們在理論上取得了一次勝利。而陸洪濤之部將張兆鉀、李長清又力謀奪陸之權，陸不安於位，電請北洋政府另簡大員蒞甘，自己匆忙離任。
驅張之後的甘肅政局表明，這裏不存在強大而統一的軍政勢力，這與甘寧青社會、經濟的落後分散相適應。北洋政府了解這一點，不僅不打算用甘人治甘，而且將北洋係分化出來的馮玉祥集團推向西北。這就使西北地方勢力麵臨民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馮玉祥於1924年發動北京政變後，勢力迅速擴張，軍隊一度達三十萬人，引起北洋軍直、奉兩係的緊張，因而遭到排擠，遂向西北退卻。1925年1月，北洋政府任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鍾為綏遠都統，原綏遠都統馬福祥為會辦，馬鄰翼為襄辦。察綏以西陝甘寧青地區均成為國民軍地盤。
當然事情遠不是一紙委任狀即可解決的。國民軍勢力西進，引起它與舊地方勢力之間複雜的矛盾。首先是與馬福祥集團的關係。馬福祥自1920年任綏遠都統以來，其家族統治寧夏、綏遠兩地，兵力明顯不足。綏遠原駐軍難以調遣，馬福樣運用圓滑手腕勉強維持其位。在武力決定一切的時代，僅有政治手段是不夠的。他向北洋政府要來一個增編旅的編製，組織陸軍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馬鴻逵為旅長。該旅轄兩個步兵團，另有騎兵、炮兵、機槍各一連。這是馬福祥在綏遠的主要武裝。然而第五混成旅並非馬福祥家族獨有的軍隊，而是由諸馬和河州上層聯合組成的部隊。馬福祥出任綏遠都統之際，在寧夏立足不久，擴大軍隊受到兵源與餉源兩方麵的限製，他隻得向馬麒、馬璘、馬廷勷求助。諸馬這時表現了良好的合作精神，馬麒派其長子馬步青率騎兵一團，馬璘、馬廷勷各派步兵一營赴綏遠。另外，馬福祥還動員河州門宦子弟“拔門兵”赴綏遠任軍職。於是，馬福祥得以順利成軍，而河州一批上層人物獲得了軍職。這充分體現了馬家軍的特點和河州回族上層宗教與政界人物的一致性。
這樣，我們就知道馮玉祥與馬福祥的關係涉及國民軍與整個西北回族軍事勢力的問題。馮玉祥明白這一點，委馬福祥以會辦，雖無實權，但名位甚高。馬鴻逵第五混成旅改編為國民軍第七師，進駐寧夏石嘴山，成為國民軍入甘的先遣部隊。馬福祥集團被擠出了綏遠。但馬福祥集團對國民軍表現了極大的忍耐，馬氏似乎愉快地接受了會辦一職，不久即赴北京活動。其子侄馬鴻逵、馬鴻賓也表示願聽國民軍調遣。馬福祥還為馮部入甘向馬廷勷、馬璘、馬麒做了疏通工作。經過這些活動，形成了西北諸馬與國民軍合作的政治格局。
1925年9月，國民軍第二師由劉鬱芬、蔣鴻遇率領從包頭向西進軍。經艱苦行軍，10月初，第二師集結於寧夏城。在這裏，劉鬱芬分電甘肅回漢各鎮守使，說明自己奉命入甘，代馮主持全省軍政。各鎮守使先後來電表示歡迎。唯隴東鎮守使張兆鉀未表示歡迎，奪取了陸洪濤兵權的甘肅第一師師長李長清也不表態。蔣鴻遇率便衣隊兩百人潛入蘭州，劉鬱芬亦夾雜於士兵隊列入城。至此，李長清雖表示服從，但對國民軍深懷戒備。劉鬱芬決心清除李長清以穩定蘭州局麵。11月，劉以宴請名義設伏兵捕李長清於督署，第三日李長清及其旅長包玉祥等三人被勒死後埋於督署後花園。一出鴻門宴解決了蘭州的緊張局勢。國民軍派軍駐防各地，監視各鎮守使活動。隴東鎮守使張兆鉀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此前曾勾結，企圖奪取甘肅督軍權力。國民軍入甘使他們的企圖成為泡影，這時又受到軍事壓迫，便加緊策劃反國民軍。他們得到吳佩孚、張作霖的支持。劉鎮華部鎮嵩軍由河南入陝圍攻西安。張兆鉀認為時機已到，於1926年5月向蘭州進軍，韓有祿、梁有才、黃得貴等先後率部逼近蘭州。孔繁錦亦派兵數營進隴西、渭源，聲援隴東。國民軍遭受到甘肅漢族小軍閥的聯合反抗。
這次危機很快就以國民軍的勝利而結束。從表麵上看，這個結局來自國民軍的實力，吉鴻昌等部由陝援甘，迅速擊滅孔繁錦、張兆鉀部隊。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國民軍入甘之際，紀律嚴明，采取了許多進步措施，贏得了群眾的擁護，且國民軍利用了回漢軍閥的矛盾。張兆鉀舉事之時，亦曾與回族軍閥聯絡。馬麒表示保持中立，馬鴻賓、馬鴻逵因驅張爭督與張兆鉀蓄怨甚深，更不可能與其合作。諸馬既不想張兆鉀勝利，也不願國民軍勝利，因此馬鴻賓曾發起和平解決事變的平番會議。此會議若能如願，則足以證明諸馬舉足輕重的作用。劉鬱芬因援兵已到未入此圈套。但無論怎樣，回族軍閥按兵不動，甚至暗中支持國民軍，使張兆鉀等陷於孤立而失敗。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張兆鉀、孔繁錦缺乏起碼的政治頭腦，提不出任何有號召力的口號，各懷私心，使軍隊不可能有持久的戰鬥力。這次事變的平息，加強了國民軍在甘的統治，漢族小軍閥消滅殆盡。國民軍穩定了後方，得以出兵援陝，參加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