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體心理症狀合理解釋
正是在人體心理學領域，弗洛伊德過於天真的決定論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錯就錯在將“被決定”和“無意識地促動”兩者等同起來，仿佛行為再也沒有其他的決定因素了。例如，將所有的遺忘，所有的失誤都看做是由無意識的動機所單獨決定的。誰要是探究一下遺忘等是否可能有別的決定因素，就會被他斥為非決定論者。
時至今日，除了無意識的動機之外，大多數精神分析學者好像想像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釋。這種觀點在神經病學領域裏還可以站得住腳，因為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神經病症狀都確實有無意識的動機(當然也有其他決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對而言屬於人體的反應，根本就沒有目的和功能，也沒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動機，因此，以上的觀點在人體心理學領域造成了很多混亂。諸如血壓高、便秘，胃潰瘍之類的反應，更有可能是一係列複雜的心理和人體過程的副產品或附帶現象。沒有人會希望（至少沒有人會一開始就希望）有潰瘍，高度緊張、冠心病發作等等（暫不考慮間接導致的問題）。一個人所希望的——對外界隱瞞消極的傾向，壓抑胡作非為的欲望，或者努力達到一種理想中的自我，這一切都隻有用身體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得到。但這種代價總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盡量避免的。換句話說，這類症狀通常不會像一般神經病症狀那樣有直接的益處。
鄧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現象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他們的懶散、粗心草率、遊民性格，當然更容易發生骨折，但這些骨折現象卻不是他們的目的。這種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沒有任何益處。可以暫且假定，有可能（即使這種可能性不大）將上述的人體症狀作為神經病的直接益處製造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按照它們的實際情況來加以命名，將它們稱為變形表現症狀或者更概括地稱為神經病症狀。如果人體症狀是神經病過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體代價或附帶現象，那它們最好被賦予其他名義的神經病，或者像我們已經建議過的那樣，稱之為表現性人體症狀。一個神經病過程的副產品不應當同該過程本身相混淆。
在結束這個論題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顯的表現性症狀。這些症狀是一種極其普遍的機體狀態，即壓抑、健康、能動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現或真實部分。一個人如果受到壓抑，那就是整個身心都受到壓抑。便秘在這樣一個人身上顯然並非應對，而是表現（雖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顯是一個應對性症狀，例如在一個拒絕排泄糞便的孩子身上，他以這種行為向討厭的母親表示他的敵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喪失語言功能，健康狀態中的肌肉萎縮，或者感情不穩定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神經質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論文可以用來證明，對同一種人體心理紊亂可以做出各種互不相同的解釋。這是一位婦女的病曆報告，這位婦女患有嚴重的麵部痤瘡。這種狀況的最初出現以及分為3個周期的複發，都同由於性的問題所引起的嚴重的感情壓力和衝突恰好吻合。皮膚病在3個周期的發作，恰好使這位婦女得以避免進行性接觸。可能是出於厭惡性生活的心理，才在無意識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瘡來；這或許也像桑塔格所認為的那樣，是她對自己的過失的自行懲罰。換句話說，它可能是一個有目的性的過程。要想根據內在的證據來確定這一點是不可能的；連桑塔格自己也承認，整個事情也有可能是一係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帶有普遍性的機體失調的一種表現，這種機體失調涉及到衝突、壓力、焦慮，也就是說，它可能是一種表現性症狀。
桑塔格的這篇論文有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麵是，我清楚地認識到了這類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瘡既可以被解釋為表現性症狀，也可以被解釋為應對性症狀，有兩種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大多數研究者所掌握的資料並不比桑塔格多，但他們卻允許自己沿著一個單一的方向得出確定的結論，即在一些病例中確信是神經病症狀，在另一些病例中則確信絕非這種症狀。
我們必須警惕不要把出於偶然的事情強說成是目的性的。我想像不出比下麵的病例更好的方法來說明這種必要性，不幸的隻是我未能追蹤到這一病例的來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為暗地裏同一位情婦發生著性關係而正在忍受著嚴重的負罪反應。他還敘述說，每次去會過他的情婦之後都會生出嚴重的皮疹，不去會她時倒也沒有這種反應。
按照人體心理醫學界的現狀來看，許多醫師都會把這當成神經過敏反應，因為那是自我懲罰性的，所以也就是應對性的。然而深入調查之後卻發現了一個極其普通的解釋：原來患者的情婦的床上生滿了臭蟲？換句話說，整體不同於部分相加的和。同樣，症候群也不同於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體地理解為相加之和，這一說法尚處在懷疑階段。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
假如有一種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們又怎樣才能使這種對整個有機體的研究更進一步呢？很顯然，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取決於分析資料的結構性質，而我們必須問的是：人格的組織結構是如何構成的？作為完整地回答這一問題的第一步，必須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為了描述自尊和各種相互關聯的特征的方便，我借用了症候群這一醫學術語。在我討論的領域中，它被用來指一種多種症狀的複合體，這些症狀往往同時在一起出現，因而給予一個統一的名稱。由於這一層含義，這一術語既有長處也有短處。首先，它通常帶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與正常的含義。我們將不把它用在任何此類的特別意義上，寧可把它當作一個一般的概念，這一概念僅僅與某種結構有關，而並不涉及這一結構的“價值”內涵。
其次，在醫學上，它常被用在一種純粹相加的意義上，作為一係列症狀，而不是有機、有結構、相互依賴的一組症狀。我們自然將在後一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最後，在醫學上，它是以一種因果關係為背景的。據設想，任何一種多症狀的症候群都有一個假定的、單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發現了肺結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研究者們便會感到滿足並認為他們的工作已經大功告成。這樣做，他們忽略了許多我們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
可以舉幾例這類問題，第一，結核杆菌無所不在，但肺結核卻並未因此而更為常見；第二，症候群中的許多症狀常常並不出現；第三，這些症狀的交替出現；最後在個別人身上這種疾病無法解釋，不可預測的傾向或嚴重等等。總之，我們應該研究與肺結核發病有關的一切因素，而不僅僅研究最明顯或最為強大的某一個別因素。
我們對一種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義如下：它是顯然不同的各種特征(行為、思想、行動的衝動、感覺等)的有結構、有組織的複合體。但在有效而仔細的研究下，這些特征便會發覺它們具有共同的一致性，這種一致可被分別稱為相類似的動力意義、表現、“韻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來源、功能或目的，它們便可以互相替換，並且實際上可以被認為是彼此同義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個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個孩子的遺尿症可以是發源於同一情況，如遺棄；也可能是達到同一目的的嚐試，如得到母親的關注或愛。這樣，盡管它們在行為上大不相同，在動力學意義上卻是一致的，可以從目標的行為區別和動力性類似這些主要方麵來界定互換性，也可以從或然性這一方麵來對它進行界定。在一個個別例子中，如果症狀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發現或不被發現的同樣或然性，它們就可以被說成是有互換性的。
在一個症候群中，我們會有一組在行為上似乎並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稱的感情或行為，但事實上這些感情或行為卻互相交錯、糾纏、依賴，可以稱它們為動力學意義上的同義詞。因此，我們既可以在它們作為部分或特征來研究它們的多樣化，也可以在它們作為整體或統一體來研究。在這裏，語言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我們應該如何來稱呼這一寓於多樣性的統一體呢？有各種可能的不同的說法。
我們可以采用“心理的韻味”這一概念，用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問題：一份菜由各種不同的成份所構成，但卻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湯、一碟肉丁烤菜、一盤燉肉等。在一盤燉肉中，我們用了許許多多原料，調製出了一種獨一無二的風味。它的風味彌漫在燉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說是同單獨的原料無關。或者，如果我們舉一個人的容貌為例，我們馬上就會發覺，一個人可以有一個奇形怪狀的鼻子、一雙小眼、一對太大的耳，但卻仍十分英俊。說一句時髦的俏皮話，就是“他生就一張醜臉，不過醜臉在他脖子上顯得很漂亮”。
這裏我們同樣既可以考慮逐個分離元素的獨立部分，也可以考慮雖由部分構成，但卻有一種“韻味”的整體，這種味不同於由單個部分所帶給整體的任何東西。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義是：它是由多種多樣的特性組成的，但具有一種共同的心理韻味。
我們還能依據心理含意的概念對定義問題做出第二種研究，這是一個在目前的動力精神病理學中極受重視的概念。如果說疾病的不同症狀具有同一意義(夜間出汗，體重減輕，呼吸帶雜音等都意味著肺結核)，那就是說這些含義便是它們都是上述統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現形式。或者，在心理學討論中，孤立感或受厭惡感的各種症狀都意味著不安全感，因為它們都被看作是包含在這一更大範圍、更廣的概念之內。
也就是說，如果兩個症狀都是同一整體的部分，它們就意味著同一件事情。這樣，一個症候群就會以一種有點循環的方式被界定為多種多樣因素的有機組合體，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樣一種心理意義。可換性、韻味、含義這些概念盡管有用(例如用於描述一種文化模式)，但卻有些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具體困難，迫使我們繼續探尋一個令人滿意的措詞。如果在我們的探討中采用動機、目標、目的或應對目標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難就可能得到解決。不過，仍有一些難題需要用表現或無動機等概念來解決。
從機能心理學的觀點考慮，統一的有機體總是麵臨著某種難題，總是試圖以有機體的性質、文化和外界現實所允許的各種方式來解答這些難題。於是，機能心理學家們是依據有機體在一個充滿難題的世界中進行解答的角度來看待所有人格組織。
也就是說，人格的組織結構要依據它所麵臨的問題以及它如何對待這些問題來理解。大部分有機行為肯定是針對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討論人格症候群時，如果某兩種特殊的行為對某一個難題有著同樣的應答宗旨。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樣的某些事，我們就應該將它們說成是同屬於一個症候群。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將自尊症候群說成是有機體對於獲得、喪失、保持、捍衛自尊的問題所作的有機解答；同樣，也可以將安全感症候群說成是有機體對爭取、喪失、保持他人的愛的問題所作的解答。
我們在此並沒有最終的簡單答案。這一點已被下述事實證明：首先，如果用動力學的方法來分析一個單獨行為，通常會發現它不隻有一個，而是有幾個應對目標。其次，有機體對一個重要的生活難題一般都有一個以上的解答。
我們還可以附加說明一點：除性格表現方麵的事實以外，目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當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們不可能討論一個有機組織在有機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學家們對這一事實進行過大量的論證，在觀察到的、已知的、被考慮過的資料中，組織結構無所不在。就我們采用這個詞所內涵的意義來說，這些資料當然不可能都說成具有應對目標。
我們對症候群的定義和韋特海默、克勒、考夫卡等提出的關於格式塔所提供的各種定義有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在我們的定義中，艾倫費爾斯的兩項標準並行不悖的。
艾倫費爾斯給一個有機精神現象所下的第一個標準是：分別提供給一些人的單個刺激因素，如一支樂曲的單個音符，缺乏一個被賦予刺激因素的有機整體，不如整支樂曲的人所可以體驗到的一些東西。換句話說，整體不同於部分相加的和。同樣，症候群也不同於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體地理解為相加之和，這一說法尚處在懷疑階段。部分通過分解隻能加成一個加法和，然而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當然可以被認為是加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如果這一說法中的各個術語都得到了明確界定的話。
但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在我們的症候群定義中，作為整體特征的主要品質(含義，韻味，或宗旨)能夠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體地理解，則可以通過它的任何一個部分來觀察這一品質本身。當然，這是一個理論性的陳述，可以預料它會遇到實驗上的困難。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隻有通過理解整體而理解作為整體的一個特殊行為，才能發現這一特殊行為的韻味或宗旨。然而，這一規律有足夠的例外能使我們相信，宗旨或韻味不光是整體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們常常可以從一個特定的單個部分來推斷、演繹某個整體。比如，我們隻需要聽一個人笑一次，便幾乎可以肯定他覺得有什麼事靠不住；再者，我們能從一個婦女對衣服的選擇，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許多特征，大體上當然也得承認，這樣一個從部分得來的判斷通常不如從一個整體得來的判斷概念充分。
艾倫費爾斯的第二個準則是整體內部各種元素可以互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支樂曲可以使用兩種不同的調子演奏，它的單個音符在兩種情況下各不相同，這支樂曲也仍然保留著它的同一性。這類似於一個症候群內各種成份的可換性。有同樣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換，或者在動力學意義上彼此都是同義的；在一支樂曲中起著同樣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總體上來看，格式塔心理學家大多都同意韋特海默最初的定義，即隻有各個部分之間存在著一種可以證明的相互依賴關係，整體才有意義。整體不同於部分之和這一說法盡管非常確切並常常可以證明，但作為一個有效的實驗室概念卻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個不同傳統的心理學家們認為是過於含糊；因為即使整體的存在已被證實，對它的定義與特質說明還依舊是一個難題。
很明顯，我們還不能認為對一個格式塔的肯定性定義的問題還不能徹底解決，除非我們不要求這一定義是可行的、具體的、啟發的以及強迫屬於不同傳統的心理學家們(堅持原子論者，堅持機械世界觀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這一困難，但我隻想討論其中的一個，即對曾經用過的論據的選擇。格式塔心理學家主要是研究現象世界的組織結構，研究主要是機體外的物質“場”。
應該指出，他們往往否認這一斷言。但是，正是機體本身才有最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內部的相互聯係，像哥爾德斯坦所充分證明的那樣。要探求組織結構法則的證明，機體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對象。從這樣一種論據選擇，可以得到的另一優勢在於動機、意圖、意向、表現和方向的基本現象，在機體中都能更清楚地顯示出來。依據應對意向給症候群下定義立即創造出一種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離的各種理論統一起來，包括機能論、格式塔心理學、意向論(不是哲學目的論)、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學派所提倡的心理動力學以及哥爾德斯坦的機體整體論。那就是說，正確定義的症候群概念能夠成為統一的世界觀的理論基礎，後者我們曾稱之為整體動力觀，並用它和廣義原子觀進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為這種世界觀的理論基礎，隻要它能像我們所指出的加以擴充，隻要它更著重研究人的機體和它的內在動機。兩個在行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於有同一的意向，能夠相互替代，能夠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現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預測。
人格症候群的特點
可互換性
一個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換的，或在動力學的意義上是相等的，這意思是說，兩個在行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於有同一的意向，能夠相互替代，能夠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現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預測。
在一個歇斯底裏的患者身上，病症從這個意義上講顯然是可以互換的。在傳統的病例中，一條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術或其他暗示療法所“治愈”；但後來卻幾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狀所代替——或許是一隻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學說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許多對等的症狀。例如，對一匹馬的恐懼可能意味著或代替著壓抑下的對父親的恐懼。
對一個有安全感的人來說，在表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這一意義上的所有行為表現都是可以互換的。在前麵所提到的安全型激進主義的例子中，幫助人類的一般願望最終既可能導向激進主義，也可能導向慈善或對鄰居的仁慈或對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個待測的病例中，如果隻知道被測者有安全感，我們就可以肯定無疑地預言，他會有某些仁慈或社會公益心的表現，但卻無法確切地預測表現情況或表現方式。這種對等的症狀和表現形式可以說是具有互換性的。
循環的決定作用
來自於精神病理學的研究是對這一現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惡性循環概念，就是循環決定的一個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試圖描述症候群內部動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斷波動之流的運動，任何部分都以此來不斷地以某種方式影響所有其他的部分，而這一部分反過來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響，整個行動就這樣不停地同時進行。
極度的神經症依賴必會受到預期的阻撓。完全的依賴本來就內含著對軟弱無能的承認，而這種必然的挫敗則使很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這種怒氣的發泄對象往往正是他們所依賴、所希望通過其幫助而避免災難的人，因此，這種憤怒的感情馬上就會導致內疚、焦灼不安和對報複的恐懼。而且，這些心理狀態原來正是造成對完全依賴的因素之一。對這樣一位病人的檢查將會表明，不管在什麼時候，這些因素中的大多數都是共存於不斷波動和彼此加強的長河中。
如果遺傳學的分析可以證明一個特征較之另一特征在時間上領先，動力學的分析卻永遠也不會證明這一點。同樣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可以采取一種傲慢專橫、高人一等的態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遺棄、被厭惡(不安全)，否則他絕不會采取這種態度。然而，這種態度卻恰恰使人們更加厭惡他，但這又反過來增強了他對專橫傲慢態度的需要。
在種族歧視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類的循環決定。懷有種族仇恨者會表露出很多讓他們討厭的性格以發泄自己的仇恨，但這些厭惡性種族的性格卻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歸結到這種仇恨和遺棄上。在此注明一點：在這些例子中，我們描述的隻是同時動力學。整個症候群的起源或決定的問題，首先是循環決定是如何形成的問題，是一個曆史性問題。既使這樣一種發生分析證明一個個別因素在鏈條中一直處於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證這同一種因素在動力分析中會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論來描述這一概念，我們就應該說甲與乙是雙向關係——互為原因，互為後果，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它們相互依賴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補充的變量。
結構良好的症候群有抗拒變化或保持原狀的趨勢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將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難的。這一現象有點像被弗洛伊德描述為抗拒的那種東西，但卻可以得到更廣泛、更普遍的應用。在健康的人中，我們也會發現在不健康人身上發現堅持某種既定生活方式的傾向，傾向於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惡的人將會對改變各自的信念表現出同樣的抵抗力。在臨床上，可以根據實驗心理學家試圖提高或降低一個人安全感程度來界定這種對變化的抵抗。
在最驚人的外部改變條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時也會保持一個相對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許多經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卻仍在保持著安全感的例證。對被轟炸地區士氣的調查也向我們證明，大多數健康人對外界的恐怖具有驚人的抵抗力。
統計數字表明，經濟蕭條和戰爭並沒有造成精神變態病例的大量增加。這種資料通常都受到誤解，既然它們常常被用來反駁精神病的環境或文化決定理論。這種論點隻是表明了對動力心理學的一種誤解。被提出來的真正觀點是：精神病症是內部衝突和威脅，而不是外部災難的直接後果。或者至少，外部災難隻有在涉及個人的主要目標和防禦係統發生關聯時，才會對人格產生動力學的影響。安全感症候群方麵的變化通常同環境的變化極不成比例，有時似乎根本就沒有發生人格上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