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性中更高級的價值體係
從原則上講，我們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義的價值科學。“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間的古老對立是排斥的，從某種程度來講，這種對立是虛假的，像我們可以研究螞蟻、馬、橡樹的價值一樣，我們也能夠研究人的最高價值和目標。我們可以發現（而不是創造或發明），人在健康成長的時候，傾向、向往並為之奮鬥的價值是什麼，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時候，失去的價值又是什麼。
不過，我們也意識到，隻有當我們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餘公眾區分開時，我們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價值；至少是在曆史的這個時代和供我們使用的技術還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如此。我們不可能把神經病態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並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在我的意識中，這些價值是創造或構建的，也是揭示的；它們是人性自身結構中固有的；它們來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發展，但也有文化上的發展；我是在描述它們，而不是在發明它們、設計它們，或渴望得到它們。這種看法與薩特爾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這裏，為把這種觀點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來，我們可以研究各種環境中的人、各種健康程度的人、各種年齡段的人的選擇或偏愛。作為研究者，我當然有這樣做的權利，正如我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經病患者的自由選擇的權利一樣。
我們通過這種研究，可以避免價值觀上許多不相幹的和令人迷惑的爭論，而且這樣的研究還有一種優點，強調了計劃的科學性，完全消除了先驗性。不管怎麼說，我的信念是，“價值”概念不久就會被廢棄掉，因為它包含的意義太多，意味著形形色色的東西，而且曆史也太長。另外，這些各式各樣的用法並不經常意識到，因而造成了混亂。我經常想，幹脆把這個詞拋棄，選用一個更特定的、因而較少混淆的同義詞，一般情況下這是可能的。
這種更自然主義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學的研究，還有這樣的長處，它能變換問題的形式，從負載過重的問題轉移到能夠依據經驗檢驗的問題，也就是說，從先已負載著隱含的、未經審查的價值的“必須”和“應該”問題轉移到普通經驗形式的問題。例如，人在自由選擇時遇到的問題，何時？何地？何人？多少？在什麼條件下？等等。
我的另一些主要假設是所謂更高級的價值、永恒的美德等等，與我們在相對健康的（成熟的、發展的、自我完成的、個別化的）人處在好的境況、並覺得自己最好和最強時的自由選擇中所發現的東西很近似。
或者，這個假設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達：當自我實現的人覺得強大的時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選擇有可能的話，那麼他們就自發地傾向於選擇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惡、美而不是醜，傾向於選擇整合而不是分裂、快樂而不是悲傷、生氣勃勃而不是死氣沉沉、獨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來說，他們傾向於選擇我描述為存在價值的東西。
在這裏一個輔助性的假設：同樣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數人身上輕微地看到選擇這些存在價值的傾向。也就是說，這些存在價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種價值，它們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顯著地看到，而且，在這些健康的人身上，這些高級的價值極少被由焦慮引起的防禦價值降低成色，也極少被那種我歸入健康的倒退價值或“滑行的”價值降低成色。
另一個非常可信的假設是，在總體上說，健康的人所選擇的東西是“對他們有益的”東西；在生物學的範疇內說，肯定也是這樣；在其他意義上說，也可能是這樣。在這裏，“對他們是有益的”意味著“有助於他們和別人的自我實現”。此外，我猜想，對健康人是有益的東西（被他們選擇的東西），從長遠來說，對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東西，如果他們能夠成為好的選擇者的話。說明這個意思的另一種方式是，與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選擇者。或者把這個論斷倒過來。
我建議，我們觀察和探索自我實現者的選擇結果，然後假定這些選擇結果是整個人類的最高價值。也就是說，當我們把他們這種最佳樣品，假裝看成是生物學上的分析物，是我們自己的一種更靈敏的變體，能比我們自己更快地意識到什麼東西對我們有益時，再看會發生什麼情況。這也就是說，如果設想有充足的時間，那麼我們最終也會選擇他們迅速選擇的東西。或者說，我們朦朦朧朧地察覺到的東西，他們能敏銳而清晰地察覺。或者說，我們遲早會看到他們選擇的智慧，隨後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我再假定，從大體上來看，高峰體驗時察覺到的價值與上述選擇價值是一樣的。我之所以做出這個假設，隻為了表明選擇價值隻有一種。
最後，我假定，從某種程度來講，這些作為偏愛或動機存在於我們最佳樣品身上的存在價值，也是描述“好的”藝術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環境的價值。人內部的存在價值，與在宇宙中察覺到的同樣價值是同晶型的，而且，這些內部的和外部的價值之間，有相互促動和相互加強的動力關係。
這裏隻是說明一個意思，這些命題是斷言人性內部存在最高價值，並有待於在那裏被發現。這與那種古老的、傳統的信仰——最高的價值隻能來自超自然的上帝，或來自某種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銳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