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培根再次給詹姆士國王寫信。在讀了培根的信後，詹姆士國王終於了解到培根的誠懇態度，他大喜過望。法官應該“是頭獅子”，培根寫道，“但應該是臣服於王冠下的獅子，以不觸及王位的尊嚴為界限”。而這正是這位來自蘇格蘭的無能國王最想要的，一個隻知道承擔重任，卻永遠不對王室提出任何質疑的人。
詹姆士國王對培根的效忠甚感喜悅，他終於給了培根一個更大的機會，提升他為樞密院成員。
1616年6月9日，培根被委任為樞密院大臣。同年，布萊克爵士退休。
1617年，詹姆士國王任命培根為掌璽大臣，這一職位是培根的父親尼古拉·培根曾在許多年前就擔任過的。在就職典禮上，培根做了冠冕堂皇的演說。
1618年1月，官階的最後一級終於被培根登上了，他受命為英格蘭的大法宮。不久又被“升任”為貴族。同年7月，在詹姆士國王的恩準下，他又被授封為維魯蘭男爵。維魯蘭是個地名，就是聖阿爾本斯的拉丁名字。聖阿爾本斯則是培根的別墅所在地，高蘭伯裏城附近的一座城市。培根稱自己為弗朗西斯·維魯蘭法官。
在英國，“掌璽大臣”和“大法官”這兩種職位，論權力和權威是相同的，但就特權、國王的恩寵論，它們又是不一樣的。自培根之後，就沒有人再得到過大法官的頭銜。
此時，培根的收入十分豐厚。1608年，培根的年收入還是5000英鎊，而到了1618年就多達16000英鎊。國王還在這兩種官職外，每年給他特別的恩典與贈與，兩者加在一起，每年達18000英鎊之多。
培根在給詹姆士的一封信中，曾感激地曆數國王在短短幾年內給他的恩賜：9次升擢，3次是在爵位方麵、6次是在官職方麵。由於官高祿厚，培根的家庭生活非常闊綽排場，出入王宮總是前呼後擁，家裏雇用的男女仆人最多時竟有幾十人之眾。
1621年1月，培根在自己的60歲壽辰之際，他在約克府舉行盛大的生日宴會，很高興地接受朋友們的祝賀。賀壽者摩肩接踵，終日賓客盈門。詩人班疆生也參加了這個宴會，並寫詩歌頌。
此時的培根，為官已日趨成熟，他從曆代官吏沉浮的遭遇中，總結出“為官四忌”，即一忌辦事拖延，當斷則斷；二忌受賄講私情，不能“為了得到一塊麵包而違法亂紀”；三忌蠻橫無理，這會招來怨恨和禍患；四忌誘惑、被騙，這樣必然會被迫按照別人的意誌辦事。這時，培根在為官上還是比較謙虛謹慎的。
培根自從當了副檢察長之後，由於公務繁忙，無暇從事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覺得自己的精力也越來越差了。培根為此感到苦惱，但是他還是舍不得丟棄有權有勢、受人尊重的高官職位和富足的貴族生活。
社會上盡管有一部分人對培根的品德大加鞭撻，但大多數人對他的學問和才華還是十分佩服的。即使對培根的品德說長道短，也隻是在背後議論而已，當麵還是十分尊重他。想與培根結交的人也不在少數。
1609年後，培根的公務日益繁重，盡管他善於利用時間、集中精力進行科學研究工作，但是寫作的速度還是明顯放慢了。在這期間，培根僅在1612年出版《論說文集》第二版時，補充了20篇短文，另外還寫過一些政治、法律方麵的文章，此外就再也沒有寫過別的東西了。
此時的培根內心矛盾到了極點，當高官厚祿和科學研究在時間與精力上很難調和時，他感到身居高官是三重身份的臣仆——君主和國家的臣仆、名譽地位的臣仆、事業的臣仆。有了這三重身份，人就沒有言行的自由、支配時間的自由。有時培根想，以自由換取高官厚祿真有點兒得不償失，但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之後，培根最終還是選擇做高官這條道路。
這是因為，培根早年從亞裏士多德寫作《動物學》的過程中得到啟示：不當高官，在科學研究上就得不到充分的人力、物力支持，而撰寫《偉大的複興》這個工程實在是太大了，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培根這時想受命擔任某個學院的院長。
培根認為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學院、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或聖約翰學院等，都是人才濟濟、學風好、學術水平高的研究單位，如果能當上其中任何一個學院的院長，他就擁有了一個研究陣地，可以組織、指導、支持研究人員，朝著自己的既定目標有計劃地進行自然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