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當日“變法”兩字，凡屬宗室大員，十人中盡有九人不讚成的，都道若是滿漢平等，一旦漢人有權，滿人就立足不住，故於“變法”兩字，多不以為然。不過當時皇帝主持，各人倒不敢說。今見康無謂一班人弄出這事，一發要乘勢推翻。
況當時皇帝不是個有才幹的人，一切權術總敵不過太後。故各大臣之中，倒惟太後之言是聽。所以聽得請太後再複垂簾之語，滿員軍機沒有一個不讚成。
其中有一個李鴻章，卻說道：“想皇上經過這會事情，必然悟得從前被人所愚的了。以某愚見，太後垂簾之說雖然是好，較不如再候些時，且看皇上舉動怎樣，然後決奪。”不想李鴻章說了這話，就有一個親王答道：“此乃我們家事，李中堂你不必說罷。”李鴻章聽了，滿麵通紅，不敢再說。餘外漢員，見李相且說不來，自然唯唯諾諾。次日便由軍機一同列銜具奏，請太後再複垂簾聽政。那折既入，不消兩無，即由當日皇帝發出一道諭旨，自稱有病，不能親理萬機，複請太後垂簾，這等話。自此各事都由太後主持。到那時皇帝反怨恨那班黨人不已，以為若不是逆黨在海外說出種種謠言，斷不至如此。但這時已悔之無及了。
且說當時皇帝既已失權，又惜養病為名，天天住在瀛台裏麵，不聞外事；沒有一個兒子，那些近支親王，又不免各逞雄心，要圖承繼這個大位。因為當時皇帝，亦是入繼的。卻是太後親兒同治帝沒了，不曾有皇子。論起昭穆，本該要立同治帝的侄子方為合理。惟是他侄子，係恭王的孫，太後恐怕恭王因自己孫子做了皇帝，一定他自己執權，於太後自己有些不合，就改立了當時皇帝，作為以弟繼兄。自即仿以來，已爭論不少。
今一旦皇帝大權，又無嗣子，那些宗寶近支，自不免互相覬覦，在裏頭也巴結太後，在外麵又巴結榮祿，欲為將來立嗣的地步，這等人已是不少。
單是端郡王載漪，亦是一個近支宗派，他有一個兒子，年甫四齡，喚做傅儀，向來頗得太後喜歡。那端璵榮祿又是一個知己。一來端王為人卻有點心計，與榮祿提議請太後垂簾之時，是端王首先主張的。故立嗣一議，自太後以至榮祿倒屬意傅儀一人。但是端王心裏隻欲兒子急做皇帝，若僅得立作儲君，不知何時才得登位。是以天天運動，隻要兒子即登大位，好教自己早日做太上皇。那時一班臣工早已知得太後之意，倒未趨承端王，替他盡力，好為將來保薦功名之計。故自康無謂這案一出，弄得京中大臣大天要謀廢立。
那當時皇帝又最不能得各大臣之心的，個個倒知得有個太後，也不知有個皇帝，竟要跟端王一路走。試想端王要謀自己兒子登位，那有不盡力的道理？但是太後還慮幾分人言，恐怕各疆臣不服，反成紛擾。便發個電諭，往問江督劉坤一及鄂督張之洞兩人。因為他兩人做了數十年大官，一向恭順朝廷的，料必從自己意見。若得他兩人讚成，不怕各督撫有些反對。果然張之洞接得電諭之後，不敢複答一字。他明知這件事不好做，但恐太後不喜歡，故不敢言，就敦起一個名教家的款子，以為不忍言罷了。獨劉坤一複一道電，說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臣所敢言者在此，臣所不敢言者亦在此”。這四句話，太後想來，覺有道理，便密召榮祿商議。
時袁世凱亦在榮祿跟前，極不主張廢立的事。所以太後與榮祿，到這時隻要立儲，再不主行廢立的事。太後複向榮祿問道：“便是立儲一事，你道京中大臣還有人阻撓沒有呢？”榮祿道：“除了李鴻章，料沒有一個敢說別話的了。故不如把李鴻章先遣開，離去北京。因他是個老臣，怕他要來力爭，我們也難處置。那時責他又不好，不責他又不好呢！且北京裏頭，不知皇上有與人函通消息沒有，怕再有像康無謂的人，搖東擺西，怕又要鬧出個亂子來了。故這件事，總要細心打算才好。”
太後聽得，也點頭稱是。
次日，便令李鴻章做個商務大臣，出京查辦商務。一麵又發道諭旨，托為皇帝所說，稱病重，要行立嗣，為承繼大統之計。正是：
誤通逆黨言新政，致立端藩失大權。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