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大詩人杜甫，通過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大唐社會由盛轉衰的曆史史實，其作品被後世譽為“詩史”；並在藝術表現上，“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其六）、承前啟後，對於前代詩歌經典、名家名作，上起《風》、《騷》、漢樂府，中有魏晉六朝，下及初、盛唐諸賢，皆加以學習承繼，被譽為“集大成”，並作為詩學楷模為後輩所效法，“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偁《日長簡仲鹹》）[ 傅璿琮等：《全宋詩》第二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頁。]，“詩家以少陵為祖”（劉克莊《跋何秀才詩禪方丈》）[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卷九十九。]，“學詩者莫不以杜師”（趙蕃《石屏詩集序》）[ 宋·戴複古著，金芝山校點：《戴複古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頁。]，“天下以杜甫為師”（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宋·葉適：《水心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年版，卷十二。]，下啟後世文壇詩學之諸多法門。故以其獨樹一幟的詩壇成就，和仁義篤誠之人格魅力，最終獲得“詩聖”之桂冠，並在上個世紀中葉（1962年），被世界和平理事會認定為中國古代四大“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杜甫、關漢卿、曹雪芹）之一。
在杜甫身後，“到了北宋中葉，尊杜成為整個詩壇的共識”[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78頁。]；“北宋中葉以後，詩壇宗杜之風，盛況空前，詩人幾乎無一不學杜甫。因此，整個宋代詩歌的發展，從某些方麵來看，直可視為一部杜詩影響史。”[ 許總：《杜詩學發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 以上諸多因素，均為兩宋時期成為杜詩學史上第一個研杜高潮期奠定了基礎。宋人治杜，在搜集與編輯杜詩、集注杜詩、杜詩編年、杜詩評點、詩話論杜等方麵的著述層出不窮，取得了諸多理論成果，有關杜甫與杜詩的“詩聖”說、“詩史”說以及“集大成”說，逐步確立並得以發揚，有宋一代文壇上，“千家注杜”、人人宗杜，蔚然成風，如北宋蔡啟所雲：“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蔡寬夫詩話》）[ 宋·蔡啟：《蔡寬夫詩話》，《宋詩話輯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99頁。] 南宋陸遊亦雲：“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注者數家”（《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宋·陸遊：《陸遊集·渭南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06頁。]；而且“宋人喜言杜詩”（《四庫全書總目·九家集注杜詩提要》）[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81頁。]，對於杜詩藝術方麵的批評，亦層出不窮，特別是對杜詩的藝術風格、對仗藝術、用典藝術，乃至其藝術淵源、傳承接受及藝術成就等，均有精妙的評述和獨到的見解，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大奇觀。
時至清代，又迎來了杜詩學史上繼兩宋所謂“千家注杜”時代之後的第二個研杜高潮期，湧現出了諸如王嗣奭《杜臆》、錢謙益《錢注杜詩》、黃生《杜詩說》、仇兆鼇《杜詩詳注》、浦起龍《讀杜新解》、楊倫《杜詩鏡銓》、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邊連寶《杜律啟蒙》等一大批富有學術含量杜詩注本；而其中的仇兆鼇《杜詩詳注》，更以其分章析句、注釋詳盡、引證翔實，成為“集大成”的杜詩注本，這也標誌著杜詩學一躍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五大“顯學”（《詩經》學、《文選》學即“選學”、《文心雕龍》學即“龍”學、杜詩學、《紅樓夢》學即“紅”學）之一。而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隨著全國杜甫研究會的成立，專題期刊《杜甫研究學刊》的創辦，又迎來了杜詩學史上的第三個研杜高潮期，有關杜甫思想、人格、文學觀，以及杜詩注釋、編年、題材、體裁、藝術、風格、表現手法等等各類研究論文、專著層出不窮，而且這一高潮期跨越新世紀，方興未艾，也更驗證了錢鍾書先生《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所說的：“中唐以後，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 錢鍾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頁。]，以及聞一多先生在《杜甫》中所論：“（杜甫）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聞一多：《唐詩雜論》，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