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人與狗隻有一步之遙——洪治綱
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來說，1966年是一個顛狂的符號。它意味著理性社會秩序的再一次瓦解，各種價值體係的進一步崩潰。
對於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中國人來說，1966年是一個命運的轉折。它標誌著生命尊嚴的再一次喪失，人性良知的進一步退化。
1966年是一個令無數人顫栗、瘋狂、絕望而又惡夢纏身的年份。它以捍衛“偉大真理”作為不可動搖的終極目標，用近乎瘋顛的“大革命”形式，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導演了一場長達十年的荒誕派戲劇。每一個人都是主角，每一個人都試圖將自己扮演成喜劇性的角色，可是每一個人卻又無一例外地在悲劇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當曆史翻過了這荒唐的一頁之後，每一個人從此就可以輕鬆地選擇遺忘和沉睡。遺忘就是背叛，沉睡就是逃避。這絕不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立場和精神操守，更違背一個有尊嚴感的人所必須具備的良知和勇氣。
事實也是如此。——盡管我們看到有不少人已漸漸地患上了失憶症，麵對優雅的現實生活和既得的可觀利益而不願回首傷痛，但更多的人依舊盤旋於苦難的深處，在追憶，在沉思，在質疑。他們不斷地衝破各種記憶的囚籠，碾碎各種庸常的觀念，試圖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重新複蘇那段生活的真相，為曆史存真，為記憶存真，為生命存真。
沈喬生的這部小說無疑也是如此。它以一種強勁的力度，將生命中最富詩意的成長過程，演繹成一種人性中最為慘痛的裂變，使生命的啟蒙變成了一場悲劇性的祭奠。它小心翼翼地繞過了曆史決定論的單向思維，道出了1966年的另一種存在真相——那是一種被虛無的信念所掩飾了的人性的濫觴，是由人的生命本能所催發出來的曆史災難。
淩泉申，這個年方15的翩翩少年，這個享受著雙重母愛的富家子弟，這個對理想、友情、愛情充滿幻想的中學生，因為1966年的來臨，終於被命運推上了無法控製的滑輪車，開始了一次次無法預測的人生遠足。這裏，1966年的曆史，僅僅為他提供了一個繚亂的文化背景，或者說一個合理合法的言行邏輯，而他所經受的和他所努力的，卻是一種在曆史內部所進行的集受虐與施虐、顛狂與自尊於一體的人性掙紮。這也就是說，沈喬生的真實用意，並非隻是在於對曆史本身進行一種否定和批判，而是試圖穿越曆史的幕牆，讓我們目睹一場因為一切倫理體係被徹底消弭之後而出現的各種人性災難。這種災難，既是曆史的，又是生命的，是由曆史所引發出來的、生命自然的潛在本能，是人作為動物在非理性深處隱藏的一種強大的破壞陛欲望。
於是我們看到，在學校裏，淩泉申仿佛是一隻永遠被別人所追咬的“狗”：他穿了一件頗顯身份的風衣，便被同學偷偷地扔進土坑，且撒上憤怒的尿；他秋遊時吃上蛋糕，便被班主任呂爭青挖苦；他喜歡上了代課老師林怡，便被另外的老師不斷地誣陷“有不清不白的關係”；連他的家世出身，也被同學們“咬”了出來——說他是父親的小老婆所生。他的少年心理決定了他渴望掙脫家庭，渴望擁有社會的關懷、老師的青睞、同學的友愛，但他卻什麼都沒有得到。他將所有的寄托放在朦朧的情感上，可是林怡老師離他而去，小美人也因病而逝。他成了一隻惶惶而不可終日的“狗”、一隻遊蕩在大街上無家可歸的“狗”，直到最後自覺地選擇了遠赴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