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跟著一位小姐離座，大廳裏立刻激蕩起高亢、悲愴的《我的家在鬆花江上》的歌聲。
眾人情緒為之一振，心底鼓蕩起一股誠懇的激情。相互間的隔膜、拘謹和生疏感漸漸消失了，找到了一種心契和神會。
大家都熟悉的抗戰歌曲繼續唱下去，大廳裏的氣氛變得熱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記憶，使大家親近了。
按照老套路，這種歡迎宴會很可能會變成一種客客氣氣的應酬，從禮節上說大家不能不見麵，同時每個人心裏又都明白，見麵後有許多話題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話題隻剩下一個：談文學。在這種時候文學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見麵就談文學，一握手就抓創作，把藝術當下酒菜？使作家們處於一種卡夫卡所說的違反自然的狀態，“像變了質的動物”。感謝那抗戰歌聲，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氣，有了豪氣，精神上也放鬆了——藝術原本就有一條經驗，讓人放鬆。
隻有放鬆了，作家們的相聚才變得真誠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會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司馬中原端著酒杯站起來了，一身中式藍布褲褂，一排緊密的疙瘩襻係得嚴嚴整整，精神爍爍：日本是什麼東西我難道還不知道嗎？分裂了還不是得認日本做幹媽，李登輝如果把台灣大卸八塊，我們不管就不是人……
西裝挺括，風度優雅的蕭颯接過話頭：一個叫麥金得的英國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國的後門，把台灣比喻成中國的前門。我們一個門都不能丟，更不能讓它成了別人的門！
他們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識，受到眾人的擊節讚賞，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有人這樣挖苦也許是恭維藝術家：“他們經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壞性的輕率的和急躁的”。我卻以為，現在的有些藝術家正因為失去了這樣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變得太過聰明、講究實惠、工於心計、八麵玲瓏、表麵上四平八穩誰也不得罪，暗地裏撥弄是非、拉幫結夥。魯迅不“激烈”嗎？不“偏激”嗎？然而那是多麼冷靜的“激烈”，多麼深刻的“偏激”！
藝術不是公認被當作“醫治精神疾病的藥劑”嗎？當今的藝術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縮病、軟骨病？不能醫治精神，反給人們添病。沒有膽氣，沒有激情，沒有義憤，沒有熱忱和力量，軟骨人寫軟骨作品，不能讓小人懼怕，或許藝術本身也變成了小人。難怪有人憂慮，文學正在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
司馬中原和蕭颯二位先生都是六十多歲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氣度從容。但有爆發，有酒後，有性之所至暢所欲言的時候，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實的作家。
有時敢於大笑大罵、坦蕩無私，反而體現了一種人格的成熟。當代文學不也正需要這種成熟的人格氣韻嗎？
大陸的作家訪問團6月30日中午到達香港，當晚參加了香港作家協會舉辦的慶祝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大型酒會。酒會曆時近三小時，作家、詩人們輪流上台，讀一首抗戰的詩，唱一首抗戰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戰詩和抗戰歌都聽到了，還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戰文學的大餐。酒會自始至終，格調昂揚，壯懷激烈。文人們義張勇發，動情動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戰文學一種精神：反對侵略戰爭。這是一種精神反抗，是文學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學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許多是50歲以下的人，以現代人的視角和情感感受了50年前的那場戰爭。經曆過那場戰爭的人，感受自然更強烈。既然精神還能碰出電光石火，該碓的時候為什麼不碰？生命既然還有內在激情，該燃燒就燃燒。
我為作家們這份情懷所感動。我也欣賞別人的這份“感動”，珍惜自己的“感動”。中國文化裏從來都不缺少民族意識和天下意識，雖然當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經濟，但不等於一切都是做買賣，一切都可以用金錢意識來取代。
事實是金錢意識正日益被強化，它不僅意味著名利雙收，還安全可靠。當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識、天下意識正人為地被淡化，似乎這樣就離“政治”遠了，躲開了敏感的問題。於是，曆史變成了一堆堆與國家、民族關係不大的香豔故事，現實變成了一出出為了金錢爭鬥不休的鬧劇。
人為地躲避什麼，是文學不成熟的表現。不能對生活變得“感”而不“動”，“感”而不會“動”，“感”而不敢“動”，“感”而不願“動”。甚至是不“感”不“動”。
然而當今的文化環境又極其圓熟地保護了這種不成熟，這就是文學精神的萎頓和環境的疲軟正好配套，互為因果。
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懷所動，想記下一點感想，孰料愈扯愈遠，言不及義，還是趕緊停住為妙。
遍地基金會
對促進台灣和大陸進行交流，一個功不可沒的組織是一個基金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其董事長是辜振甫。著名的“汪辜會談”，成了到目前為止海峽兩岸最高規格的接觸。
台灣各式各樣的基金會很多，似乎每一次聚會都能發現幾個基金會。有時你不主動去發現，基金會還會撞上你。
在高雄飛香港的班機上，我旁邊坐著一位台灣太太，她很自信地斷定我是跟書有緣的人，於是主動答話，談讀書。原來她是“周太太讀書基金會”的成員，這個基金會隻有七個會員，全是太太，不再擴大，人多了不便活動，不便講話。每兩周聚會一次，每次兩個多小時，隻談讀書體會，不得談家長裏短，婆婆媽媽。這次聚會要推薦出一本新書，供下一次聚會時討論，中途有人不喜歡，還可以再推薦新書。這個組織是由一位姓周的太太倡議成立的，並拿出了一點自己的積蓄給大家買書。其實這個讀書會花不了多少錢，聚會地點各家輪流，誰做東負責提供茶水就行。
據這位讀書基金會的太太講，在台灣這種自發的小組織很多，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又不坐班的太太們，更喜歡參加這樣的讀書活動。我問她讀不讀大陸的書，她說簡化字讀起來太困難了……
這大概是最小的基金會了，且屬於自助自娛的性質。更多的基金會是助人、助事，或紀念某個人、某件事。
台北一富翁，領導著四個性質不同的基金會。其中一個是每月向一個文藝組織資助二十多萬元新台幣做活動經費，包括給這個組織的領導人、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發六萬元的津貼。
一個作家每月需要從一個富人那裏領取工資，這說明商品社會有情，還是無情？這種情況極其少見，在商品世界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假如你靠寫作不能維持生計，就得另謀其他職業。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依靠，可以終生端“鐵飯碗”。但每個人活得都不錯，至少不比有“鐵飯碗”的人在經濟上差。商品經濟培養人的生存能力，長本事。道是無情也有情。台灣文藝團體很多，有些文藝家協會、作家協會，從會長到會員都另有職業，他們的關係既鬆散又緊密。鬆散的是平時分布在各行各業，互不搭界，各幹各的，沒有經濟、人事、政治上的攀比、競爭和種種矛盾。如果大家要聚在一起，那隻為了一個原因：有文學活動。因此，文學的關係，文學的情意，反而更緊密。你如果覺得這種緊密妨礙了你，可以疏遠一些，可以不參加一些活動，沒人怪你。
毫無疑問，五花八門的基金會表達了商品經濟有情的一麵。其根據是所有的基金會都是為了做好事、做善事而成立的，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發現一個鼓勵做惡學壞的基金會。
既然產生了這麼多基金會來做好事，那就說明這個世界很不完美。無以計數的基金會對貧富懸殊的商品社會起到平衡和保護的作用，它使一些富人變成了善良的好人，甚至是英雄，載入史冊。無論他們有多富，是怎樣富起來的，今後還會有多富，都被社會承認是道德的事情。一些亟需錢的事和人，又很幸運地獲得了社會的廣泛同情，就有可能通過基金會得到所需要的錢。讓現代人在緊張激烈、冷酷無情的商業競爭中，感受到一點溫情，一份真誠。得到幫助的是極個別的事和人，知道有基金會存在的是整個社會，緩解了許多衝突，給商品世界增加了些許情感亮色。
市場經濟唯市場的馬首是瞻，是“唯利是圖”的。基金會則是從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對此加以調節。
沒有人能告訴我，世界，或台灣，總共有多少基金會？基金會有多少品種？隻能就我所知道的分一下類，發現文教方麵的基金會最多。這既說明天下的文教行業都比較窮，最需要幫助，又說明經濟時代對文化的重視。金錢向文化傾斜，借助文化提高經濟的品格，塑造良好的形象，對發展經濟大有裨益。辦基金會並不完全是賠本的事。
根據基金會的多少，其品位和辦事效率如何，大體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
市場經濟又可以稱為“富人經濟”，基金會正是“富人經濟”的產物，沒有富人的讚助，沒有錢，是辦不成基金會的但不是所有的富人都願意辦基金會，也不是所有的基金會都名副其實，有些基金會隻掛牌子不幹事，或幹事很少。基金會更不都是賠錢的。有的把基金拿去投資、經營，經濟效益十分可觀。
現代種種基金會決不簡單地等同於古代施舍粥的大鍋。它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通過形形色色的基金會，可以觀察當代諸多的社會情態和人的心態。
台灣有多富
每當我去一個地方回來，熟人們總要問：那裏怎麼樣？這個“怎麼樣”似乎很籠統，其實很具體，就是指那裏的經濟狀況、貧富程度怎麼樣。世界進入經濟時代，人們首先關心的是經濟，希望聽到對自己經濟狀況的參照係。正常的好奇心、攀比心刺激進步，不足為奇。我從台灣回來向我提這個問題的人就更多了，因為台灣的富已被當今商品世界炒得沸沸揚揚了，到底富到什麼程度？一個狀似芭蕉葉在世界海島中居第二十八位的地方是怎麼富起來的呢？
我不是去考察台灣經濟的，無法對台灣的經濟作出準確、全麵的評價，隻能說出一些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現象
從城市的表麵看，台北不如香港，類似廣州。台灣第二大城高雄不如深圳。但台北的汽車似乎比紐約、東京、香港還要擁擠，汽車多也說明一種經濟現象。我們深夜乘車從台北到高雄，高速公路上仍然車如流水燈如長龍，常常被塞住。可謂高速公路速不高，多數是載貨車。我不禁想起了京津塘高速公路，在上麵行車才能享受到髙速無阻的快樂。我想起80年代初去海南島，環島遊了一圈見到的貨車沒有超過五輛……
據說正是這條從南到北貫穿台灣島的高速公路，對台灣經濟的起飛起了重要作用。台灣的經濟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0—1963年，主要依靠美國的大量經濟援助，使經濟得以複蘇。第二階段，從1964—1973年，依靠外國貸款和私人投資大搞出口加工，成為台灣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即所謂“十年經濟起飛期”。這個階段後期台灣島內興建完成了十項重大工程，振奮了人心，也振興了經濟，使台灣人引以自豪。如：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桃源國際機場、台中港、高雄造船廠、石化廠、核電廠等。第三階段就是1974年以後，著力發展基礎工業和重工化工工業。
在住上，相當於二星半或三星級的高雄英雄館，八樓以下沒有電話，每天給客人發一條紙毛巾，狀如薄氈，衛生，易回收，但想把身體很快擦幹爽也不容易。我們遊覽墾丁囯家公園時，住在青年活動中心，是每間屋可住六個人的大通鋪，也很有意思，使大家重溫了野營拉練和上山下鄉的情景。
我對台灣農村的印象格外強烈。假如我在屏東縣林邊鄉看到的村莊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那關於台灣農業問題解決得不錯的傳說就是有根據的了。我沒有見到傳統概念上的土房或磚房，居民點多為白色的小樓或白色的小屋，掩映在綠色之中，村莊都不大，略大一點的就是鎮，除去規模小，表麵上和城市差不多。我到山上還拜訪過一位排灣族的老太太，老人仍住著石板屋，石板牆的外壁上有神秘的雕刻和繪畫，石板屋四周是大王樹、椰子樹、棕櫚、香蕉等熱帶植物，門口擺著一個舂米用的石臼，臼裏放著兩根木杵，顯然已不再使用，變成了擺設，旁邊還有一尊木雕人像。石板屋外表不起眼，裏麵卻相當現代化，
客廳敞大，鋪著地毯，裏麵有臥窣、衛生間、廚房，設施似乎不比英雄館的客房差，石板屋的後麵是一道山穀，穀底有一條河，彎彎曲曲地流出大山。前麵有一片平地，停著一輛別克轎車，平地連著下山的公路。住在這樣的地方真好福氣，有青山大河，清新的空氣，原始的野趣，又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
旅遊公司為我們派出的導遊李先生，在一次講解中說：“我們的外彙儲備據說快超過日本了，800億的美元，200億的黃金，但是在哪裏我們不知道。”我當時是這樣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台灣的外彙儲備和社會的富裕程度不相稱，老百姓沒有感到外彙儲備多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其實，台灣的外彙可能有一半存在外國銀行裏，可供島內使用的並不充裕。
台北的一位企業家告訴我說，李登輝的月工資是1000萬新台幣，約合人民幣300萬元，如果此言確實，李的收入和普通台灣人的收入太不成比例，名為工資，其性質已經變了，
台灣社會也不能簡單地說成是普通人的社會，有許多富翁，有許多不靠工資吃飯的人。打工族的月工資據說不超過10萬新台幣，大學教授在12萬左右。作家們貧富不一，有的要靠幹別的工作養活自己，有的則吃穿不愁，台北一老作家寫了100本書，自稱錢花不完。
台灣的物價也相當高，和物價相比，台灣普通人的收入不算很高。
這就是我對台灣經濟的全部印象，浮光掠影，零零散散，不知那些提問者對這樣的回答是否滿意？
佛緣
1993年12月1日，在皇曆上這不是個很好的日子，尤其“忌出行”。然而我們飛往仰光的時間經中緬雙方商議後就定在這一天，乘早晨七點多鍾的班機。
前一天晚上，一位作家看來並無惡意，更不像開玩笑，卻說出這樣祝福的話：“希望你們不要發生空難
算一段時間飛機事故確實多，但為朋友送行說出這樣的話，不是失口就是缺乏教養。
為什麼不前不後不早不晚偏偏在這種時候，在這神不該失―口的事情上有人失口呢？
總之是不祥之兆，搞得大家心裏很別扭。
一位老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們，要不要帶點方便麵和蚊子香？旅遊履的人又說緬甸非常好，風光綺麗，民風淳樸。
我們到底對緬甸知道多少？
我在出發的前一天上午還在趕稿子，思想尚未轉到緬甸上來，沒有為出訪做好充足的準備，實際上也不知該如何準備。糊裏糊塗，別別扭扭地就上了飛機。反正是人家請的，到了緬甸
再說吧。但願能平安到達仰光。
坐穩後係好安全帶，我便閉目合十，開始念經。驅趕那位作家的失口給我們帶來的晦氣，讓自己的心靜下來。把心裏的所有事情都留在國內，清清淨淨、空空大大地接受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