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科技的引進令人們逐步改變原有的圓形時間觀，隨之興起的線性時間觀以及對先進科技的崇拜促使晚清科幻烏托邦的蓬勃發展。如果從敘事文本的表層而論，晚清作家對科技知識的匱乏和偏差是一種不容回避的事實，光怪陸離的機械化設施和天馬行空的情節穿行在小說敘事中，常常令人產生無稽之談的荒謬感。而批評家多從文體學的角度強調敘事方麵“科”與“幻”的組合的合理程度，認為作者應將科學知識論式的敘事、理性邏輯的講究與對未來世界超乎想象之外的描述三者的關係予以有機的調和，使之既在情理之外，又盡在情理之中。因之，論者多指責晚清科幻小說“科學”的知識幼稚，想象不夠發達。誠然這些觀點不無道理，但也有不盡然之處。事實上，科幻烏托邦之所以在晚清風行一時並形成蔚為大觀的狀況，至“五四”時期卻兀然銷聲匿跡，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它不僅“以反寫實的筆調，投射了最現實的家國危機”，“直指一代中國人想象、言說未來的方向及局限”，而且，作為晚清烏托邦的重要一支，折射社會轉型時期科學與烏托邦互為促動的必然趨向。
一、科學與烏托邦
科學是烏托邦的重要主題之一。西方烏托邦對科學理想社會的想象呈現一種動態的過程。在17世紀，工業革命的開始以及科學對宗教的勝利使人們逐漸將“科學”納入烏托邦想象的視野。烏托邦思想家認為人類最終複興和臻於至善的境界，主要不是靠對財產法的改革或社會革命，而是依靠科學進步、科學精神來管理人類生活，隨之，烏托邦文學逐漸由以莫爾為代表的強調人人平等、自由的人本主義轉向以培根為代表的科學理性主義訴求。在《新大西洋島》（1622年）中，培根暢想遙遠新世界尤其是科技文明高度發達的未來之境，“以近乎浪漫主義的熱情宣告唯有可行方法才是人類登上完美生活境界的唯一階梯”。書中有一個稱作“薩洛蒙之家”的學院，它由一批自發的、有學識的人組成，工作任務是通過實驗、研究和實地旅行掌握知識，發現能使人類走向幸福與進步的真理和原則。
隨著科技力量的迅速壯大，人類進入被譽為“科學的世紀”的19世紀，人們對於自然以及宇宙的整個觀念已然改變，科學由自然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並介入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範疇，進步論和目的論觀念成為歐洲思想的主要潮流並形成新的曆史哲學。人們堅信伴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社會將日益文明，人性將日趨進步與完美，“於是烏托邦不再是一地點，而是一時間，存在於未來發展之中，而不是未知的異國絕域”。19世紀充滿了種種烏托邦書籍和設想，在那個世紀的最後12年裏，大約就有一百部烏托邦小說出現。科幻烏托邦成為這一時期烏托邦文學的主流，主要有埃迪耶納·卡貝的《伊加裏亞旅行記》（1840年）、薩繆·巴特勒的《埃裏旺奇遇記》（1872年）、貝拉米的《回顧》（1888年）、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1890年）、赫茨卡的《自由之鄉——社會的理想境界》（1890年）、威爾斯的《時間機器》（1895年）以及《現代烏托邦》（1905年）等。
與傳統烏托邦的背景是同時代的未知世界不同，貝拉米的《回顧》第一次將理想世界的背景放到未來。書中描寫1887年波士頓的名門之子威斯特在“隔音臥室”裏催眠術作用下沉睡113年後，於2000年蘇醒。他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美麗的城市”中，“人的本性沒有變化，但人的行為動機隨著人的生活條件變化而發生了變化”。在這個全麵機械化、科技高度發達的國度，由於完善的政治經濟體製以及社會福利係統，貧窮、勞工乃至腐敗、犯罪諸問題都已悄然泯滅，和平、友好、富足和安逸帶來新的黃金時代。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和貝拉米的《回顧》具有類似的構思，講述一個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突破時間的界限來到2000年以後的世界，發現他所主張的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新生活的理想已經實現。人們將此現狀稱作文明第二個童年期，與《回顧》中犯罪被稱為“隔世遺傳症”類似，人們不再用刑罰對待偶然的、由非理性造成的罪犯，而是從人道主義角度視其為病人。
另一方麵，金錢作為科技發展的衍生物，在科幻烏托邦中體現為相當先進的現代觀念。在《自由之鄉——社會的理想境界》中，作為經濟學家的赫茨卡一反古典烏托邦思想家財產公有的經濟觀，他推廣私有製，認為這是促進勞動的最好刺激素。他的整個烏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其目的不在建立人人都窮的世界，而在於建立一個共同富裕的世界，“伊甸穀”就是書中的一個由“國際自由協會”組織的代表們建立的繁榮的聚居地。在《現代烏托邦》中，威爾士更對金錢有突破性認識，甚至可以說達到現代金融學的認識水平。他認為金錢是一種既美好而又必需的東西，“金錢是整個社會機體之水。它既能起分配作用又起收受作用，使事物得以成長和聚集、運動和回複。它使人類對自由的需求和相互依靠的特性協調起來”。
不過，隨著19世紀末大工業乃至後工業時代的到來，人們意識到科學技術在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過程中具有相當的負麵作用。當科學技術參與泯滅人性、遏製思想的罪惡過程時，它淪為極權化意識形態用以奴役人民的工具，消除人的理性批判精神而使之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由此，對科技進行正麵、積極展望的科技烏托邦遭到強烈質疑和全麵否定，西方烏托邦文學轉入對科技意識形態功能的批判。在威爾士的《時間機器》（1895年）和《摩若博士島》（1896年）等反烏托邦小說以及最為著名的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劄米亞金的《我們》（1924年）、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1932年）和喬治·奧威爾的《1984》（1948年）中，小說家們對權力政治支配下的科技力量，以及它所帶來的人的精神的全麵異化表現出普遍的關注。他們無情地解構傳統烏托邦的田園牧歌情調，冷峻地預測和描繪科技進步與意識形態結合所導致的異樣景觀，對人類未來可能出現的反烏托邦前景，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恐懼和絕望，從而對技術政治社會中人的存在危機發出嚴重的警告。
二、晚清科幻烏托邦的前現代性
當西方烏托邦作家已然轉入對科技意識形態功能的批判時，20世紀初的中國晚清知識分子尚沉溺於科技力量改造中國的美好遐想中。當時晚清中國羸弱多危，作為晚清小說的一個支流，科幻烏托邦作家“借著一幻想國度的建立或消失”，希冀科學帶給中華民族富強和複興的前途，“寄托他們逃避、改造或批判現實世界的塊壘，實驗各種科學及政教措施”。雖然科學與理性是啟蒙時代的核心觀念，也是現代社會形成的重要基礎，但晚清科幻烏托邦多體現為世俗化的理性態度，因而並不具備擴展和變動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