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烏托邦這一中西思想史、文學史上的重大課題，擇取民國時期在小說範疇裏予以爬梳和歸納，誠然是遠遠不足以概括其豐富的內涵和特質的。一種思想現象或精神傾向的形成和發展總是跨越史的分段時期，中國當代文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現代文學的接續和遷延，兩者之間無法絕然用某一分段方式予以割裂。而烏托邦本來就是一種頗有意味的文化形象，“一個詞，其曆史眾所周知，並以精心編造的專名形式出現，但最近兩個世紀其含義大為引申，不僅表示一種文學形式，而且表示一種思維方式、心理狀態和哲學觀念”，因此，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範疇裏，不僅依然可見烏托邦這一精神傾向在文學敘事中的多重表現形態，而且民國時期的烏托邦形態也獲得相應的發展。麵對這一內容繁複、形態多樣、意義叢生的論題，本書在此無意展開當代文學中烏托邦書寫的具象分析，隻在總體上予以初步的勾勒和描述，以期從整體的角度對20世紀中國小說烏托邦書寫作較為完備的梳理與探析。
隨著1949年國內革命戰爭的結束，一個團結、獨立、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開始屹立於世界之林，砸爛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熱烈氣氛鼓舞人們開創新的文學。“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從一開始就是按照一種激進的文學理想模式進行，當然，它源於40年代延安時期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民主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論著所確立的文藝方向和文化背景，並且與二三十年代興起的左翼文學有著內在的本質牽連。確切地說，革命烏托邦敘事在現代時期還僅僅處於萌芽狀態，進入“十七年”這一新的曆史時期才得到長足的發展。相對於現代時期的革命烏托邦站在曆史的轉折點對未來展開的宏大敘事而言，“十七年”時期的革命烏托邦敘述者以更充沛、更昂揚的豪情投入文學創作，它是勝利者站在時代的新起點對曆史“本質”的“重構”，以期讓億萬民眾“能夠曆史地認識革命過程和當前現實的聯係，從那些可歌可泣的鬥爭感召中獲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信心和熱情”。在一係列文藝思想和文學體製力量的規約下，文學創作者懷抱建設“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時代熱情開展輝煌的革命敘事，一大批凸現新民主主義時期革命激情的小說應時而生。對曆史和現實的烏托邦想象成為盛極一時的文學敘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建設從輝煌走向輝煌。頌揚革命戰爭時期輝煌曆史的小說，有《紅旗譜》（梁斌）、《紅岩》（羅廣斌等）、《紅日》（吳強）、《林海雪原》（曲波）、《保衛延安》（杜鵬程）等；頌揚社會主義革命“新氣象”的小說，有《不準走那條路》（李準）、《創業史》（柳青）、《山鄉巨變》（周立波）、《豔陽天》（浩然）等。不論是題材選擇、形象塑造，還是敘述體例、藝術風格，這些作品無一不為革命樂觀主義的烏托邦精神所激蕩，思想格調慷慨激昂、震撼人心，人物形象漸趨高大完美、幾無瑕疵，雖也不乏藝術創作的可貴之處，但“主題先行”的創作理念以及文藝批評、讀者接受和出版流通等一體化的文化語境畢竟在相當程度上阻礙文學的健康發展。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掀起更為強烈的革命烏托邦衝動，人民公社被視為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於是，“公與私的鬥爭”成為該時期農村題材小說的基本主題，在《李雙雙小傳》（李準）、《新結識的夥伴》（王汶石）等小說中，“公而忘私”、“為集體而忘個人”的共產主義風格成為新時代革命烏托邦精神的集中體現。這些愈演愈烈的烏托邦衝動終於伴隨“文革”時期的到來走向極端。在“三突出”、“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以及“最高指示”等文藝思想的大力號召下，小說《虹南作戰史》、《牛田羊》、《金光大道》等通篇彌漫著濃鬱的政治烏托邦色彩，英雄人物崇高的共產主義思想成為貫穿作品始終的主旋律，所謂的“高、大、全”式的社會主義帶頭人也徹底淪為政治符號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