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那天，天氣十分炎熱。露西婭安葬在一麵長滿青草的山坡上。她的幾個孩子和他們的養父母圍著墳墓，唯有伊萬獨自一人老遠站在一邊。葬禮結束時，他抬起頭最後看了孩子們一眼，轉身朝著空蕩蕩的小屋走去。
那年夏天，收養沃淪的夫婦準備遷居加裏福尼亞。臨行前，他們領著沃淪進行了一次巡回告別訪問，最後在兒童醫院裏，福蘭克拉著沃淪的手悲傷的問道：“我為什麼沒有一個新媽媽呢？”
誰能回答他的問題呢？沃淪的父母回到家後，坐在桌邊，緘口不言，飯菜也吃不下，兩人心裏都翻騰著福蘭克的那句話。最後妻子打破了沉默說：“福蘭克是個好孩子，癲癇是腦子受到損傷引起的，其實任何人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假如我們自己有個孩子，誰又能保證他完美無缺呢？”
就這樣，福蘭克成了他們的繼子，一家四口高高興興地到加裏福尼亞去了。由於生活安定，福蘭克的癲癇發作愈來愈少，病情也愈來愈輕了。
四
20多年過去了。現在，露西婭的孩子們都長大成人，遍布全美國。
伊萬每年都要上露西婭的墳。他常常坐在墳旁的一棵樹下，懷念妻子和過去的生活，他被病痛折磨，卻始終沉默著。他堅守和妻子訂下的誓約，不去找孩子們。
1966年，伊萬出席了一個群眾集會。一位婦女帶著個4歲的女孩坐在旁邊。“這孩子多漂亮！”伊萬情不自禁地看著她那一頭美麗的紅發。
“這是莎裏，”那婦女說，“您的外孫女。”
伊萬一時不知所措，兩眼熱淚湧出。
幾天以後，喬伊斯帶著女兒去看望父親。她堅決地說：“我們在哪兒分離，就在哪兒重新團聚！”
孩子們長大後，多數都找到了伊萬。他們完全理解父親，他為他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貢獻並不亞於自己的母親。1979年，伊萬以平靜的心情離別了人世間。
爸爸獎
〔美國〕羅伯特·福爾格姆 劉海燕 譯
書房的架子高處，放著一隻紙箱，上麵寫著幾個大字：好東西。每當我伏案寫作，就能看到它，箱子裏是些私人收藏，是些在一次次篩選丟棄中幸存下來的東西。
小偷往箱子裏瞧瞧，保證沒他願拿的玩意兒，裏麵任何一件東西也值不了兩毛錢。
不過，一旦房子失火，我逃命時準帶上它。
紙箱中有件紀念品。那是個小小的紙袋，一隻午餐袋，袋口用釘書釘和回形針封著，從一個邊緣不齊的豁口可以看見裏麵的內容。
這個特別的午餐袋，我已保存了14年。實際上它屬於我女兒莫莉。莫莉上小學後，每天早上熱情十足地給我們大家分裝午餐，用的就是這種午餐袋。每隻袋中裝著一份三明治，幾個蘋果和買牛奶的錢。有時還有一張紙條或是一張優待券。
一天早上，莫莉遞給我兩個紙袋，一個裝著午餐，另一個卻用釘書針和紙夾子封著口，不知內裝何物。“怎麼兩隻袋子？”我問，“另外那個是別的東西。”
“什麼？”
“零零碎碎的玩意兒。隻管帶上好啦。”
我把兩個紙袋強塞進公文包，匆匆吻了吻莫莉，就上班去了。
中午急忙吞著午飯，我撕開了莫莉給另一隻紙袋，抖擻著倒出了裏麵的東西。隻見兩條發帶、3顆小石子、1隻塑料恐龍、1支鉛筆頭、1個小貝殼、兩塊動物餅幹、1隻玻璃球、1支廢口紅、一個小娃娃、兩顆赫爾希牌小糖果，還有13枚硬幣。
我不由微笑：都是些什麼寶貝喲！我急著騰清桌麵以忙下午的緊急公務，便將莫莉的小玩意兒和我吃剩的午飯一齊撮進了廢紙簍。
晚上我正讀著報，莫莉跑到身邊問：“我的袋袋呢？”
“我忘在辦公室了，怎麼啦？”
“我忘記把這張紙條放進去了，”她遞給我一張紙條，“另外，我想把紙袋要回來。”
“為什麼？”
“袋袋裏都是我最喜歡的東西，爸爸，真的。我原先以為您也許高興玩它們呢。
現在我自己又想玩了，您沒把它弄丟吧，爸爸？”莫莉的眼裏閃著淚花。
“噢，沒丟，”我忙哄她，“我隻是忘記帶回來了。”
“明天帶回來，好嗎？”
“一定。別擔心。”
她鬆了一口氣，雙手摟住我的脖頸。我打開紙條，隻見上麵寫著：我愛你，爸爸！
我久久凝視著女兒的小臉。莫莉把她的珍愛之物給了我——那全是一個7歲孩子的珍寶。紙袋中滿盛著親情愛意。而我，不但忽略了這一點，還把它扔進了廢紙簍！天哪！我覺得自己簡直不配當爸爸。
反正無事可做，盡管辦公室離家挺遠，我還是趕了回去，在守門人清掃之前拎起了廢紙簍。我把裏麵的雜物一股腦兒倒在桌麵上。正當我一件件向外挑揀那些寶貝時，看門人進來了。“丟了什麼？”他問。我覺得自己活似個大傻瓜，於是就告訴他始末根由。
“我也有過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