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奧康納訪談錄
錢雁峰譯
約瑟夫·奧康納（JosephO’Connor）1963年出生於都柏林，1989至1996年間，定居倫敦，專門從事報刊和雜誌寫作。奧康納的文學稟賦在其發表的第一部小說《牛仔和印第安人》（Cowboys and lndians，1991）中即嶄露頭角，該小說還入選惠特布萊德圖書獎的最終評審名單。在此之後，奧康納的小說創作成果頗，豐，陸續推出一部短篇小說集《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1991）和長篇小說《亡命之徒》（Desperadoes，1993），《推銷員》（TheSalesman，1998）和《大海之星》（Star of the Sea，2002）等。除了小說創作，奧康納同時也為戲劇和電影撰寫劇本，包括1995年的《紅玫瑰與汽油》和1997年《天使的哭泣》），並發表了一係列非小說作品：《甜蜜的自由：在美國的愛爾蘭文化中行走》（1996）；兩部喜劇作品：《愛爾蘭男性的秘密世界》（1994）和《國內外的愛爾蘭男性》（1996）。
《大海之星》（以下簡稱《星》）是這位年輕而才華橫溢的作家最為成功的作品，講述的是有關愛爾蘭最為沉痛而又鮮為人知的一段曆史——大饑荒。該小說一度成為暢銷作品，在愛爾蘭文學和文化界贏得了廣大學者和專家的好評，包括特裏·伊格爾頓和德克蘭·基伯德都對其大為讚賞。
2004年6月，何塞·馬紐埃爾·埃斯特維—薩阿（Jose Manuel EstEvez—Saa）對奧康納進行了一次專訪。當時奧康納和他的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住在愛爾蘭一個叫達爾凱的小村子裏。在他們的居所附近就是著名的馬泰樓碉堡，那是紀念愛爾蘭文學巨匠詹姆斯·喬伊斯的博物館。采訪當天正好是布魯姆日100周年紀念日，整個愛爾蘭都在慶祝《尤利西斯》中記錄的這個意義非凡的日子。在采訪中，奧康納坦言深受喬伊斯作品的影響，但是最終他還是寫出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問：在寫作《星》以前，您的小說和喜劇作品在評論界廣受歡迎，然而您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身份的奠定毫無疑問是基於《星》的問世。可以說，《星》為您贏得了國際聲望。我本人也被這部作品深深吸引，它讓我想起特裏·伊格爾頓在《希斯克利夫和大饑荒：愛爾蘭文化中的散文》（1995）中提出的問題。麵對愛爾蘭大饑荒相關曆史資料極為貧乏的現狀，伊格爾頓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愛爾蘭文藝複興時期的作品中有多少提到了大饑荒？在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大饑荒又在哪裏？講到複興文學，這裏就涉及到一個形式政治問題：當時多數的作品有意回避現實因此並不能作為曆史現實主義的文化載體和傳播手段。王爾德、穆爾和濟慈反對自然主義，追求與之相對立的風格、表現和人物角色；而詹姆斯越是為了藝術目的還複自然主義，這樣的自然主義就越顯得人為化。如果說大饑荒在一些人群中激起了憤怒，那麼它同時也使另一些人由於身心所受的創傷而變得沉默。”在我看來，《星》的創作證明您成功克服了伊格爾頓所提及的人們身心所受的創傷。甚至可以說，您通過一種平衡的、美學上又極為巧妙的方式來處理這一主題，並且同時融人了悲劇和幽默成分。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是什麼促使您去創作這樣一部關於愛爾蘭曆史上最為複雜和令人痛苦的事件的小說？
答：首先非常感謝你對我作品的支持。我對大饑荒的興趣由來已久。在我十幾歲的時候，父母每年夏天都會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到都柏林郊區至戈爾韋的康尼馬拉一帶度假，那裏曾經遭受過大饑荒的嚴重破壞。愛爾蘭人有這樣一個特點，他們談論起很多年以前的事情，感覺就像發生在上個星期。於是當地人就會指給我們看當年大饑荒留下的遺跡：被遺棄的村莊、墳地和荒廢的村舍，似乎周圍的一切環境都變成了講述大饑荒曆史的文本。在這個文本麵前，有些人讀出了民族主義和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屈服，有些人看到了地方的悲劇色彩，當然也有一些人，選擇了忽略這段曆史的存在。在愛爾蘭，很多偉大的作家利用筆下田園詩般的語言來讚頌這個國家的美好風光，然而卻沒有人意識到這些風景的空洞，也沒有人對此提出任何的分析和意見；就拿濟慈來說，他總是忙於觀賞那些天鵝和塔樓，卻從來不曾問過自己一些更為緊迫的問題。他早期的多數作品僅是機械地描寫鄉村愛爾蘭的風景，於是他所創作出來的就隻是一個充滿精靈的地方，沒有了人的存在。而我對這樣一種在災難麵前表現出來的沉默很感興趣。你剛才引用了伊格爾頓在那篇著名的散文中提出的問題，我深有同感。因為當我第一次讀它的時候，我就覺得它在無形中提出了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