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是一個演員
阿拉該：你確實喜歡表演，是不是？
品特：我一生都是一個演員。我在學校裏就開始表演，那時我十六歲。十九歲時，我成了一個專業演員。我非常非常幸運，因為我進入的是愛爾蘭一個莎士比亞的世界，與出色的演出經理埃紐·麥克麥斯特一起工作，我在《哈姆萊特》、《奧瑟羅》、《俄狄浦斯王》、《朱利斯，愷撒）、《李爾王》中扮演角色，一夜叉一夜。我們在愛爾蘭鄉村一星期演好幾晚。那時我二十歲，還能受得住。這是二段非常豐富的經曆，而且我還被帶進了整個莎士比亞的世界，這非常棒。
西摩：演員該怎樣處理你的戲劇？當他們問你人物的探層動因時，你回答說，“盡管去演”。
品特：這是阿蘭·埃克伯恩說的，但我事實上並不相信。我是1959年在《生日宴會）一劇中做導演，他是演員。我第一次遇到他時，他確實對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人物是什麼地方的人？住在哪裏？他的父母是誰？”我隻說，“管好你自己的事情，盡管去演。”但我並不真的相信我自己說過這話，因為演員完全有權提問。問題是我沒法回答這麼多的演員。我的確不知道我的一些人物前天在做什麼。我常覺得，我遇到這些人物時，事先並不認識他們，而正是這一點使寫作對我來說非常刺激。我根本不規劃他們，我從不給自己寫關於他們的任何故事；我隻是發現他們，因此我不得不去搜尋他們的真相。
《入土為安》：我確實寫了德國納粹的形象
阿拉該：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促使你寫《人土為安》？
品特：《入土為安》寫的是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戴伍林和芮貝卡。在我看來，困擾著這個女人的僅僅是她降生的那個世界，是曾發生的所有暴行。事實上，它們似乎成了她自己經曆的一部分，雖然在我看來，她並未真的親身經曆它們。這是這出劇的關鍵。我自己有很多年就困擾於這些意象，而且我肯定並非隻我一人如此。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大的。戰爭結束時我大約十五歲；我能夠傾聽領會，而且顯然能自己補充，因此作為一個年輕人，這些恐怖的意象和人對待他人的無人性在我的頭腦中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印象。事實上，它們困擾了我一生。你無法逃避，因為它們就一直在你周圍。這是《入土為安）的中心思想。我想芮貝卡也是陷於這之中。
阿拉該：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這是不是一出關於納粹主義的戲劇？
品特：不，我根本不這樣想。這確實寫了德國納粹的形象；我不認為有誰能把這一點從腦海中排除出去。納粹大屠殺可能是曾經發生過的最惡劣的事情，因為它是精密策劃的、有意的、精確的，而且那些動手執行它的人做了如此詳盡的記錄。他們對這件事的態度非常重要。他們計算著每天謀殺了多少人，他們看待這件亭，我覺得，就像看待運輸汽車。你一天能運多少輛車，你一天能殺多少人？關鍵問題是，他們有多少人，他們知道什麼。在最近出版的《希特勒的積極劊子手》一書中，達尼爾？戈德哈根提出，大多數德國公眾清楚地知道正發生的事情。事實確實如此，比如，在較早的時候，他們在車廂裏用瓦斯殺人，那時設計師必須找到一種有效和可行的實施方法。在車廂裏殺人的效果不是很好，因為車廂兩端不均衡，因此瓦斯放進來時，人們會衝到車廂的後部，可能翻車。他們不得不重新調整車廂的結構，這樣人被殺死的時候就不會給司機帶來麻煩。這些設計師所在的公司今天依然勢力雄厚；它事實上是德國一個大汽車王國。這也適用於其他許多人，比如製造瓦斯的人。他們並不是為了殺小雞才製造瓦斯的。不過我在《入土為安》中談的並不僅僅是納粹，因為就我來說，如果隻把注意力放在納粹上，然後到此為止，將是一種玩忽職守。同樣，就如我在星期三發表在《守望者》上的一篇文章中努力表明的，在我看來，也不僅僅是美國多年來在全世界製造了最駭人聽聞的事態，我們所謂的我們的民主體製也認可了這些壓製的、肆無忌憚的、冷漠的謀殺行為。我們向所有有關係的國家出售軍火，不是麼？在這方麵，不僅僅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西班牙都非常積極。而他們依然相互拍著肩膀，稱自己是民主國家。我很奇怪“民主”這個詞事實上是什麼意思。假如你是民主國家，而你幫助其他國家的人謀殺他們自己的公民，那你又在幹什麼？那是什麼？這意味著什麼？我真的無法理解，美國怎麼可能僅僅因為它每四年選舉一次，就被視為，而且它也自視為民主國家，如果它又把一百五十萬人關在監獄裏，而且最野蠻的是，在它的五十個州裏，有三十八個保留著死刑。死刑已經幾乎在全世界都被廢除了，而我們最開明的民主國家，那個通常被稱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卻在三十八個州裏用瓦斯、電刑和注射殺人，其中包括還不到十八歲的年輕人和有精神障礙的人。或者看看英國；如今英國普遍的政治哲學是懲罰無辜的犧牲者，指責他們，歸罪於他們。我們社會的一個有罪之處，就是未婚媽媽和單親家庭，他們為數眾多。他們基本上都失去依靠、孤獨、無助、不知所措，被男人漫不經心地對待，沒人關心他們的福利。他們受到國家平等的漠視。單親媽媽成為罪人，被剝奪了福利。現在街道上的乞丐比過去的許多年裏多了許多，他們中的不少人是帶著孩子的單親媽媽。我不認為這特別民主。民主一詞開始變味。你可以看到，這些事情讓我念念不忘。因此在《入土為安》中，我不是僅僅談論納粹；我在談論我們自己，我們對我們的過去和曆史的看法，以及這種看法現在對我們有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