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不到4年的2000年6月，這厲華也實在太心急地又一次重返北京城。這回他拿出的還是紅岩魂，隻是形式上由圖片實物展覽，變成了舞台形式的報告劇紅岩魂。哎喲，好你個厲華，好你個重慶人！
一台由厲華他們紅岩紀念館工作人員自編自演的劇目，又一次把北京鬧了個翻天覆地！
紅岩魂演出場場爆滿，座無虛席，而且場場讓觀眾淚流滿麵，掌聲雷動。這實在是了不得的事情！在京城，在當下浮躁的時代，一場既非經典劇目，又非專業演員的藝術舞台劇，能在京城獲得如此大的反響，確實太了不得了。經典劇目不是沒上演過，名演員的強大陣容的戲也幾乎天天在演，可有多少人去看嘛！沒有。
紅岩魂讓北京人再一次瘋狂一那是對革命先烈和紅岩精神所產生的崇拜，是人們對今天自身和社會所出現的諸多迷茫與不解的反思及從對比中爆發出的一種精神需要，或者說紅岩革命先烈們的壯舉和犧牲精神，激蕩與衝擊了時下人的心靈深處。
新華社記者為此次紅岩魂進京演出獲得的巨大成功而寫的一篇題為薪火相承光耀千古的啟示錄上這樣說：
台上，一位位革命誌士拖著沉重的腳鐐慷慨赴死；台下，一雙雙淚眼激起一片感情的波濤。由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推出的紅岩魂形象報告展演，從6月7曰首場演出至今，已在京城連續上演40多場，場場座無虛席，在首都各界觀眾中產生了強烈反響。
步出劇場，透過一片讚揚聲，人們不禁要問：一場普通的愛國主義教育報告展演，何以得到群眾這麼高的評價？
文章分別用了淚眼漣漣和中途無一人退場昭示：老百姓渴求積極向上的精神食糧、走進生活，貼近群眾，形象報告成功表明：當代思想政治工作天地廣闊、經久不息的掌聲凝聚~個最強音：時代呼喚三個代表的生動教材3個標題，闡述了厲華他們新一輪紅岩魂報告劇展演的成功。
重慶市委、市政府為表彰厲華他們紀念館同誌的傑出貢獻，特意為紀念館記集體一等功。這在直轄市曆史上也是首例。
紅岩魂報告劇的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其實不是偶然。首先當然來自直轄市領導始終把紅岩精神作為強市、立市之本，大手筆整合紅色資源的正確決策，其次關鍵是厲華他們自身工作的創新和努力。
與其他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樣，紅岩管理區域也曾走過不同尋常的道路。歌樂山雖不大，但綿綿幾十裏綠蔭山區，在重慶可是個寶地，尤其是直轄市成立後，城市建設的開發，使得像歌樂山這樣的寶地不斷升值。因此如何保護好這塊教育基地，成了厲華他們這些年經常要去搏殺的無硝煙戰鬥。渝懷鐵路建設是直轄市成立後一項影響國家中西部戰略和重慶直轄市與外界連接的重點工程，可原計劃的線路正好越過歌樂山的紅岩區，鐵路要從白公館、渣滓洞上麵穿過。聽到此事後，厲華他們差點急出毛病來。這絕對不行！火車飛越紅岩頭頂，對整個基地的保護將是毀滅性的災難，絕對不能讓這樣的方案通過！厲華簡直是拚了命一樣去找有關部門陳述、懇求，並且找一個個領導說明，甚至不惜采用上訪、靜坐的辦法……最終還是感動了上帝。現在的渝懷鐵路線繞過紅岩而走，雖然政府多花了一個多億的工程建設費，但紅岩被完好保護了。
紅岩區域有3000多畝綠水青山、宜建別墅等豪宅的寶地，許多單位一直在打這塊地的算盤，但幾年來從沒一個房地產商說動過厲華。有人曾用領導來壓厲華他們，結果是厲華他們用文物法和個人對紅岩烈上的感情給頂了回去。
我紅岩現在很富有，有一平方公裏的土地產權，有每年1000多萬元的財政之外的收人，有一支非常專業且對紅岩充滿感情的專業隊伍。厲華開口閉嘴都是我紅岩，看得出，這位曾經是軍人出身的紅岩人，在他生命的每一個細胞裏都滋長著紅岩基因。他的這個紅岩基因，也在影響著所有紅岩人，所有重慶人……
我知道，紅岩不隻是厲華一個人的，他僅僅是眾多紅岩精神的傳播者之一。其實，重慶曆屆領導和所有重慶人都是紅岩精神的傳播者，而在這眾多的紅岩精神傳播者中，有一個人我無法忘卻一
他叫張魯，一位英俊的電視文學藝術工作者，重慶人頗能引以為自豪的人
物。認識張魯是前幾個月的事，但知道張魯卻有很多年了。那是我在寫落淚是金的時候，這部第一次揭示當代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報告文學作品發表後，引起各界強烈反響。期間，筆者經常應邀在電視上做節目。有一天在電視台看到了張魯事跡的電視片，當即有一種非常感動和遺憾並存的東西烙在我心上一感動的是張魯不屈的精神，遺憾的是沒有能采訪到張魯這位在擔架上施愛播恩的紅岩人。
小說紅岩中的英雄許雲峰、江姐式的人物，影響了中國幾代人，我們都是屬於在紅岩精神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共產黨人和新中國的後生。因此當時看了張魯的事跡報道後，一下聯想到紅岩和紅岩裏的英雄。張魯無疑是新時代的紅岩人。
2007年2月8日下午，我終於在重慶的一個鬧市區的宿舍樓裏見到了坐在輪椅上的張魯一還是那麼英俊，還是那麼樂觀的張魯。
無法想象一位如此英勇、如此豪情滿懷的鐵骨錚錚的漢子竟然在輪椅上度過了整整20年！一1987年3月11日，是張魯不幸遇車禍致殘的日子。這一天、這一年的張魯才34歲。清晨，意氣風發的張魯正像往常一樣，沿著公路在晨跑，突然被身後的一輛急馳而過的小長安車，攔腰猛地撞倒在路邊，導致他下肢全癱，從此失去了一個男人可以站著揮灑豪情的全部體能和全部生活……
之後的7年，張魯沒有出過一次門，像一具隻知呼吸不知生命的活僵屍一那種孤獨與痛苦，隻有他自己知道。牛.不如死的滋味，讓張魯全都飽嚐了。
有一天，同事們來看他，說張魯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樣你張魯就不是個男人了！巳經絕望的張魯，一聽這話，頓時像斷了肢的雄獅一樣號哭起來我本來就早已不是個男人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嗚……那斷腸的哭聲能讓長江和嘉陵江倒流，能讓大巴山和巫山頃塌。
哭過之後，張魯笑了，說：那我就聽你們的，出去看看我還能幹什麼。
同事告訴他：你是咱們重慶電視台的名編，有的是你可以幹的事。
1994年的一天，張獸第一次在致殘後走出了家門一家門外的世界比他過去所看到的天要藍得多、景也美得多。張魯選擇的第一件事是到距主城區百裏外的江津山村看看孩子們一要強的他不習慣別人用滑竿抬著他走看著人家光著膀子，汗流浹背地抬著自己，從此我內心發誓：什麼時候都可以不管天不管地，
可我張魯必須禁得起考驗，要在意誌上站立起來做人，做一個對得起同事們，對得起重慶百姓的人。張魯這樣告訴我。
20年來，我雖然天天坐在輪椅或坐在別人抬著的擔架上，但我想自己仍然是個在信仰和行為上都站著做事的人，是個能為直轄市建設做一點點力所能及的事的人。張魯用這樣樸索的語言評說著他詩化的人生。
著名學者餘秋雨說，重慶是一座站著的城市，而在他看來其他的城市都是跳著的。
重慶當然是座站著的城市。而重慶像張魯這樣的人一定是頂天立地站著的人，如紅岩巍峨挺立地站在曆史和現實的經緯上堅強豪邁行走著的人。
十幾年來，張魯一直是位倚仗擔架而站著的人。他用自己的全部愛和智慧，完成了一部部經典式的電視藝術作品，傳播著這個時代裏的文明與進步，他的50多集電視片跨世紀希望，寄托的是重慶山村教育的希望；他的紀錄片母親則是對故鄉重慶的一片深情……他用電視的手段傳播著自己的愛，點燃著所有重慶人對未來全部的希望。張魯在輪椅和擔架上實現著人生的輝煌，大山深處的無數山村孩子因他而獲得重新匕學的機會，一個個紅小雨和陳小梅在他的心雨下茁壯成長著……
重慶是個大城市、大農村，重視城鄉的統籌協調進步，是每一個重慶人都應當盡力去做的大事。我是一個殘疾人，但這並不影響我力所能及地為這件事盡一份力量的心願。近幾年的張魯，心中一直想的是大直轄市的今天和未來的發展。他在武隆運用電視影像教學片給當地的農民傳播科學種田的知識，該縣由此廣泛開設的農民培訓資源站就是他一手策劃和經營搞起來的，如今已經成為當地農民致富的一個平台。
已經走了19個國家貧困縣的張魯欣喜地告訴我：現在我到下麵去，看到山區最漂亮的建築是學校，孩子們穿的衣服都是鮮豔的新衣服，家長們用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望子成龍。千萬別小看了農民們的這句話。他們有了望子成龍的意識，農村下一代就有了希望。農民們自己有這種意識，是自覺的，遠比政府下力氣動員孩子念書重要得多。教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農民們個個望子成龍，就會自覺自願去做好計劃生育，就會把地種好，就會爭取豐收，就會把收入提髙，然後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學，做有出息的人。如此長期下去，重慶的大農村還愁沒有前途？
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能對今天的直轄市有如此的希望和信心，難道不是對那些能夠站立著生活的人的一種激勵和鼓舞嗎？難道不是紅岩精神在今天的一種延伸嗎？
2004年7月，張魯作為重慶的代表，參加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表彰大會。他是8個發言代表中的最後一位發言者。張魯上台發言講的都是他經曆的一個個山村小故事，卻讓全場藝術家們感動得流淚……會後，二胡演奏家閔惠芬專門找到張魯住的房間，激動地告訴張魯：我是在會務處查到你房間的，我要專門為你演奏一段曲子。
小板凳上，藝術大師深情地為張魯演奏了一曲川江。兩位藝術家如癡如醉……張魯，我要到你們重慶去，我去不是為了演奏，是想用我的實際行動為川江，為重慶，為所有像你一樣的新一代紅岩人高歌一曲！
閔惠芬的話雖然說得不多，但表達的卻是國人對千千萬萬個張魯式的重慶人的那份敬意。而藝術家從內心迸發出的這份敬意，難道不是對新時期紅岩精神的一種最高褒獎嗎？
文明火種需要傳承，時代精神則需要賦予更新的內容。厲華和張魯等無數重慶人以其不同的方式傳承著的紅岩革命火種，是新直轄市崛起和快速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動力可移山倒海，這動力可斷江逆流，這動力同樣可以助山巒更巍哦挺拔，使江河更洶湧澎湃……
言說重慶，離開重慶的扶貧工作和農村的十年變化，這言說將是殘缺和不完整的。
言說重慶的扶貧和農村10年變化，離開了一個人的目光將同樣是殘缺和不完整的。因為這人的目光總盯在重慶的那片廣袤的農村……這個人生在農村，一生改不掉農民本質，就是在他成為城裏的佼佼者後仍然是一身的農民氣息和農民習性。
他就是重慶日報首席記者、振興重慶爭光貢獻獎的獲得者羅成友。2004年，羅成友獲得中國新聞最高獎範長江新聞獎。這也是新中國成立58年來重慶新聞工作者所獲得的唯一最高獎。
羅成友無論走到哪兒，誰都不會將他與城裏人的形象聯係在一起。他出現在我麵前時與人家介紹中的高大形象完全不一致：矮矮的個頭，從頭到腳的農民打扮，就是那憨厚的臉上也永遠掛著農民的微笑……
同事們這樣描述他：
這個鄉村幹部模樣的人的辦公桌，離我的辦公桌不足5米。那上麵有一台電腦和一些報紙雜誌。它的前後左右的隔間裏，全是這樣的有電腦和報紙雜誌的辦公桌。
我們不太容易看到那張辦公桌的主人。有時候他來了，在辦公室的玻璃門外使勁搖手，很難為情地笑著，要我們去給他開門。他總忘記帶門卡。他穿著那個季節最不時髦的或灰或藍的衣服，鞋麵上沾滿灰塵，背一個黑包包，身體往前傾著，大步大步走路，兩三秒鍾，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們都忙著自己的工作，他在幹什麼，我們並不關心。有時候聽到他同周圍的人打幾聲招呼，開兩句玩笑，小小的個子在格子間晃來晃去的，不一會兒，就沒了人影。大家對他的這套作風習以為常，都知道他肯定又到哪裏去采訪了。事實上，作為他的同事，我們見他的文章的次數，遠遠超過了見他本人的次數……
這就是羅成友。一個身為重慶日報首席記者、身工背一筐榮譽的人物，至今他毫無羞澀地告訴我：他就是一個農民。我老婆和孩子都在農村住著，雖然她們完全可以進城住，但我更習慣仵農村，我願意一輩子做個農民。羅成友說這話時沒有半點虛偽，他說他在同事和城裏人麵前不感覺自已當農民有什麼自卑。相反，我要哪天不當農民了，就會渾身不舒服。
羅成友就是這樣一個脫不掉農民本質的記者。
在全國幾十萬職業新聞工作者中，羅成友也許是唯一的一位至今仍然把當農民看做榮耀的記者，而憑他僅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曆，也許同時還是全國唯一的一位沒有髙學曆的省報首席記者。
今年53歲的羅成友說，他從小也喜歡文學，雖然文革剝奪了他這位中農出身的小農民繼續上學的機會，但因為我是種蘑菇能手，又喜歡動動筆杆子，所以有一年區裏缺個推廣種蘑菇的技術員，他羅成友有了當幹部的機會。種蘑菇的同時，他仍然不忘寫豆腐塊文章，因此區委書記看中了他，讓他當了新聞通訊員，再後來就當了文化站長。那時經我手培養了一批農民作家，他們中有不少現在是重慶作家協會會員呢！羅成友很得意他的這一曆史性功績，雖然他自己後來因為熱愛新聞工作而放棄了文學愛好，沒當成作家。但我沒遺憾。，
1993年，因為經常給重慶日報寫稿的羅成友被調到重慶日報社，當了名正
式的記者。這對一個農民來說，簡直就是跳進了天堂一般。可羅成友很怪，他沒有因此想甩掉農民的身份，一門心思還是往鄉下走……
讓我矢誌一生為農民說話的，是兩次難忘的經曆。羅成友說。
第一件事是他到報社不久，他想去下麵看看農民們是怎麼過春節的，雖然他熟悉自己家鄉的農民們過春節是個什麼樣，但對重慶一些貧困的農村的農民過春節到底是什麼樣他不清楚，他為此想作個采訪。新記者都有一份想露一手的願望。
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提出到綦江縣最貧困的一個村子去采訪時，該縣民政局長說什麼也不同意他去。這是為什麼？後來羅成友打聽到，原來那民政局長不想讓市裏來的記者知道綦江的貧困村貧困的真相。羅成友還是有羅成友的辦法，他撒了個謊，說自己是去專門寫一篇縣裏領導如何關心農民的文章。那邊就同意了，給他找了一個離縣城比較近的鎮去采訪。那裏是山區，車子行進一個多小時不能走了，羅成友便靠雙腿往山彎彎裏走。
羅成友下鄉采訪羅成友供圖
我到裏麵的一個村子一看，簡直不敢相信。那裏的老百姓，窮得什麼都沒有。其中有一家的一個女孩，看上去十四五歲了，她坐在門檻上，眼神呆呆的。按我家鄉的習慣，一般過春節都要在大年三十吃湯圓。我就上前問那女孩說，你們家吃不吃湯圓？女孩子聽了傻呆呆地反問我：叔叔，啥是湯圓？當時我心中難過極了：這麼大的女孩子，連湯圓是啥都不知道，可以想象這裏的農民窮到什麼程度！這是1994年的事了！在深圳和你們北京，跟她一樣大的女孩子都已經開始上網了，可我們重慶的山村裏，這麼大的女孩子連湯圓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很難過……羅成友說：回城後，我把在綦江所看到的山區農民怎麼過春節的事報道了出去，引起了城裏人強烈的反響，甚至連與我同在一個報社的人都不相信我所說的事。大家議論說，新中國成立都40多年了，重慶農村不可能還這麼窮吧！可那都是我親眼所見，千真萬確的事！從那一刻起，我就想：重慶還有那麼多貧困的農民，外麵根本不知道他們窮到什麼程度。總得有人為這些貧窮的農民說說話吧！我想自己曾經也這樣貧窮過，我現在當了記者，我不去為他們說話，還能有誰去為他們說話呢？
堅定我這份決心的還有一次是在直轄市成立前後我到巫山廟堂鄉的采訪。羅成友講了另一則他的親身經曆：這個廟堂鄉，羅成友前後去過3次。他給我找出了第二次的，也就是1998年時去的那次所看到的和後來報道的情況：
廟堂鄉地處重慶與湖北的交界處，麵積82平方公裏。此地山高坡陡、溝整縱橫，岩石占總麵積的807。以上，全鄉村4540畝耕地就嵌在這些岩石縫裏957。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不少坡度在60度以上。當地農民說：這樣的地，隻要連續幹旱7天，泥土就會順著山坡嘩嘩往下滑。民謠唱道：漫山遍野盡石頭，養牛無用人替牛；一年辛苦半年飯，從春到冬肚無油。
農民黃會寶全家4口人。3個孩子睡在一個大筐裏，蓋樹葉防寒；他本人用木頭圈一個長方形的框，睡在框中，蓋的是雜草，就這樣過冬。
采訪中偶然得知有個母親被人拐賣走了、父親外出一年多杏無音信的曹家四姐妹，我們便專門去采訪。元月8日，我們去她們家，那天大雪紛飛，8歲的小妹妹隻穿一件單衣、一個線背心，在寒風中冷得直哆嗦。在這個家，我們看到裏屋舊木床上鋪的是破篾席，床上一堆爛棉絮，四姐妹晚上就這樣擠在一起睡。外屋是一個灶台，旁邊有一台磨碎玉米用的石磨。孩子們想吃的時候，就用石磨磨幾個玉米棒子，再放進灶台放些水熱一下，算是全部的食物，連一點鹽和菜根絲都沒有……
這樣的情況絕非個別。全鄉農民家產不足200元的占57。不足1000元的占3004。絕大多數農民家產不足2000元。全鄉農民衣不蔽體的有70戶；30的農戶缺糧，有的長達半年。還有20。農戶常年吃不上鹽巴。一半的成年男人從沒穿過內褲，婦女們用的月經墊全是草木灰和破布及塑料薄膜
紙全鄉農民近5年中每年以100人的速度減少一1993年底，全鄉有3031人，到1998年底全鄉隻有2561人。
農民窮，鄉裏單位的日子也難過。鄉供銷社、糧站、畜牧站都隻有一人守屋；財政困難，鄉幹部工資基本不能按時發放，每年預算外資金隻夠一個幹部上縣城兩趟的差旅費。
一位幹部告訴我們：1992年，一名中師剛畢業的女教師被派往廟堂中心小學任教。她父親護送她去報到，走了兩天才到廟堂。到學校別的困難也在預料之中，沒想到廁所中間分隔男女的牆破得完全可以看見對麵。這女教師的父親隻好含著眼淚為女兒修廁所……父親走了，廁所隔牆沒幾天又壞了。為這，這位年輕的女教師每天都要哭幾次，一年後她便調走了，再沒有新教師來此。
我們來到學校，站在教室的木條窗前。窗戶沒有玻璃，凜冽的寒風從峽穀裏呼呼地吹過來，吹得人臉上發痛。在這裏幹了21年的校長李德龍還沒等我們開口，他眼圈就已經紅了
1970年由縣裏出錢，在廟堂河上建過一個小水電站，隻有30千瓦。但由於山高溝深，農民們住得分散，電通到一家一戶成本極高，農民們根本用不起電。鄉政府所在地算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加上附近有百十來戶人家，但由於用得起電而交不起電費，電站最後不得不關了。
廟堂鄉通電話的曆史比用電燈悠久。1953年廟堂鄉就安上了電話，雖然隻有一部搖把電話，卻也能模糊地聽見來自山外的聲音。這電話一用就是幾十年，1992年全縣電話改為程控。廟堂鄉的搖把電話無法與程控對接，改程控又沒錢，所以唯一的電話也從此中斷了，廟堂鄉因此成為與外界失去基本聯係的原始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