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邊境上“置場和市”，設立了收稅的貿易市場，發展邊境少數民族的貿易。他把人民看作立國之本，並與國家安危聯係起來，確實是頗有見地的。
由於包拯政功卓著，宋仁宗調任包拯為開封府尹。包拯作為首都開封府的最高長官，一如既往地為民謀福去害，從來不因為權貴當道而後退半步。
開封是達官顯貴聚居之京都，社會情況十分複雜，仗勢欺人、倚權犯命、踐踏法製、為非作歹者屢見不鮮。包拯任開封府尹狠抓社會治安，雷厲風行。
包拯敢於碰硬，縱然是朝廷顯貴也違法必究。黃河的支流惠民河從開封城中穿過，很多權貴便在河的兩岸占地營造宅院，營建園林，致使河道阻塞，雨季水患多發，給京城的百姓帶來了災難。
包拯經過實地調查後，立即調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築。對於偽造地契、弄虛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嚴懲，並上報朝廷，撤其官職。包拯鐵麵無私，雷厲風行，在很短的時間裏，便從根本上清除了這一人為造成的水患。
包拯還進一步改革了開封府的官衙舊習氣，為民謀福。按照北宋法律，到衙門裏告狀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麵前遞交訴狀，要由下屬門牌司來轉達，這使許多百姓受到刁難勒索，敢怒而不敢言。
包拯到任之後，馬上撤去了門牌司，讓人將衙門的大門敞開，允許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陳述遞狀，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官府小吏們對百姓的盤剝。
當時連婦女和小孩都知道包拯的名字，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包待製”，還送給他一個綽號“閻王爺”，以示敬重。
包拯雖為高官，從不為自己辦壽辰。可是，當他到了花甲之年，文武百官卻破例要為他慶壽，黎民百姓也一定要為他辦生日。包拯吩咐兒子包貴在他60歲壽辰那天，候在衙門口接待來客，一律以白開水相待，壽禮一概拒收。
包拯為官30餘年，一世清貧，衣食簡單樸素，始終“如布衣時”。生前，他告誡子孫：
後世有做官的，若貪贓枉法，不準放回老家，死後不準葬於祖墳，不聽從我的告誡，就不是我的子孫。希望把我的訓示刻在碑上，豎於堂屋東壁，以昭後世。
包拯去世後，宋仁宗親自率領百官吊唁，還派專使護送靈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東的大興集。現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對聯：“理冤獄，關節不通，自是閻羅氣象；賑災黎，慈善無量，依然菩薩心腸。”總結了包拯無私愛民的品格。
司馬光一貫廉潔自守
北宋時期人才輩出，為民執政的廉吏不乏其人。除了鐵麵無私、革除時弊的包拯外，還有司馬光這樣清正為官、廉潔自守的人。
司馬光，北宋史學家和文學家。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4朝。他除了編寫巨著《資治通鑒》外，還有許多情操高尚、清正為官的故事，鮮為人知。
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為官清廉，勤政愛民，生活十分樸素。他家一貫粗茶淡飯，絕不奢華。即使招待上等官員，也隻是用當地的山果、土產的蔬菜，而且也隻限於三五道菜。父親的儉樸影響了司馬光的一生。
1038年，司馬光考中了進士，朝廷要他在禮部任職。對於這個很有前途的晉升之階，司馬光並不感興趣，而是請求出任蘇州通判。
在宋代，通判是朝廷派遣的一種臨時職務，並非地方正式官員，更無什麼實權，一般人都不願意去做。司馬光卻認為，能不能當一個好官，關鍵並不在於職位的高低。即使當朝一品，要是昏庸無道，素餐屍位，倒還不如做個兢兢業業、踏踏實實的七品縣令。
司馬光到了蘇州，在黃場橋頭附近，找了一座極普通的宅第住了下來。在那裏，他看到周圍的農民，住破屋，吃秕糠，穿爛衣，十分同情，準備一展身手，為人民謀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