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所言甚是！”陸秀夫接言道，“漢代秦後，推行以儒治國，曾反對秦製的儒士卻極力倡導‘大一統’，彼時的儒士更像是縱橫家的遊士們，公孫弘、兒寬、張湯、尹雋這般人，他們都憑借著政事練達顯貴其時，而熟悉新儒學則是政事練達的條件。”
“漢儒對傳世儒學做出了新的解釋，彌補了以法治國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變遷都獲得了合理化的解釋，並以此對君王的權威加以限製，借此完善了國家製度。可以說彼時的儒家已然異化成為吏治國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撐此後千年的政治體係！”
“可見思想並不決定位置，而是位置決定思想，漢儒愛好功成名就遠甚於他們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統已非彼正統了。”趙昺略帶譏諷地笑道，“漢家走的其實是一條徹底吏治之路，正是秦製的延續，而非周製的複辟，表麵上的黃老儒家法家其實都隻是點綴和手段而已。開國時的分封用儒也不過是策略上的以退為進，而正是在這種穩健的政策下，漢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穩固。”
趙昺的話可謂十分直白，等於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讓幾人都有些尷尬。看看幾人麵色都不大好，他識趣的添火燒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卻是腹誹不已，自己說的已經夠含蓄的了，事實上更為不要臉。
若是以法治國秦隻是確定了各項製度設計的表層工作，而號稱開創以儒治國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製度以內裏靈魂。可漢帝國是以反對秦製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為上采取了比秦製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避免道義的譴責。
待等這種譴責終於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製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隱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隱蔽，卻也為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們在入漢後反而成了新製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
不過趙昺以為自己這個半吊書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內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時人就能清楚看見的，而作為後世的研究者，如果隻知道當時人就知道的事實，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隱線的視而不見，隻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為少數統治者，那麼這種膚淺的認識便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
“陛下，曆代以儒治國，也不無盛世頻現。而以王道治國才可長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終難逃一代而衰！”劉因怎能聽不明白其中的變故，但仍然不願放棄自己的堅持，似在掙紮道。
“靜修先生誤會了，治國非是紙上談兵，也非幾句所謂聖賢之語就能實現理想，而是要因時而動，不能固守舊製。”趙昺言道，“儒學以內誠為主，以仁義禮智信為顯，依靠儒學本仁的態度，至誠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亂世，卻無法平動亂，聚財富，需要的是以嚴刑厲法建立的製度！”
“即便盛世來臨，國製也應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治理國家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而許多大儒注重理論卻缺少施政能力自然應當慎用。當然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恢複古製更不可取，周製早已不合於當下的社會實際，隻能借鑒而不能照搬。”
“難道製度就能實現社會公平，讓百姓安樂，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嗎？”劉因隻覺南朝皇帝的話雖然不多，但皆切中時事要點，讓他難以辯駁，隻能為維護儒家的尊嚴而反問道。
“靜修先生過於執拗了！”鄧光薦看著眼前的劉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懷大誌，欲一展才華卻與時事格格不入處處碰壁，暗自歎氣插言道。
“天下哪裏有絕對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致公平的社會製度後，上下統一，普天之下實施一製度。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西南北，皆必須共同遵奉同一的社會製度，這才是維護‘大一統’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