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直至午夜放散，他們的議題也不再限於真定，而是擴展到了治國之道，儒學在國家中的地位，甚至涉及到了當前大宋的治國之策。散後劉因回到住所，依然心潮難平無法入眠，他意識到此次又將是元朝平定南朝，混一南北之後的又一場曆史上的大變局。
蒙元之前，北方遊牧民族曾經屢次征服華北半壁山河，卻未能平定江南，一統華夏。而元朝則是第一個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其統一中國，一方麵結束了晚唐以來四百年的分裂與擾攘，另一方麵卻對中國—尤其是江南—的文化與社會秩序造成甚大的衝擊。
劉因知道古來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人與漢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對中原傳統尊崇最少。蒙古滅金之際，中原地區遭受兵炙之害極烈，當地社會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壞，漢族文人甚至有“天綱絕，地軸折，人倫滅”的毀滅感。
忽必烈即位後，元朝政府表麵上已采行漢製，但對中原文化及社會傳統的尊崇仍多局限。元廷對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各種思想與宗教不偏不倚，並予尊榮。中原儒士亦麵臨兩種思想的新壓力。
宋末國勢不振，北方外族侵擾，江南文人思想發生轉變，之中少數儒者揚棄儒家傳統的文化普遍主義與天下觀，而認為“中國”即漢族，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會也，衣冠禮樂之所卒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換言之，中國為一具有共同土地、血緣、曆史、文化的民族，因此對夷狄具有強烈排斥感。
不過在宋元之際，與文化主義的華夷觀相較，這種“原型民族主義”在士大夫之間並不占有上風。士人對蒙元政權之能否接受，決定於個人對“夷夏”、“行道”、“忠君”等等觀念孰輕孰重的評估，與個人利害吉凶的抉擇。
劉因學於南朝傳入的理學，受到南北學說的影響，他及幻想大一統的美好，又苦於夷族統治下的煩惱。從而醉心於學問，放棄入仕的念頭，但也讓他們的生活陷於清貧，又使他墜於矛盾之中，感到前途渺茫。
當下南北之戰再起，蒙元潰敗，南朝重新崛起。從民族和儒學的傳承上，劉因自然在心理上傾向於南朝，但又因身在中原，不免對南朝的入侵感到憤懣。而此時南朝兵臨城下，為解救城中數萬百姓他勸說史格出降，心中卻又覺得飽受屈辱。
劉因在良心和委屈間飽受煎熬之際，南朝皇帝又言及他將因此而身敗名裂，起初尚不在意，自己為民請命，挽救數萬百姓生命，他又何必在意自己的得失。但在這成否未定之時，細思之下自己真的被人當傻子‘耍了’。
真定請降之事若成，自己滯留在南朝軍營之中，而王思廉和陳孚等人不畏生死星夜回城‘勸降’史氏歸降。不僅有了拯救萬民於刀兵之下的大義，且使南朝兵不血刃完整的得到這中原重鎮，自然是大功一件，得到南朝的封賞，前途似錦，至於史氏的歸宿則已經不重要了。
他自己為質的功勞未必有人提及，恐怕首先要得一個借機主動‘投宋’，出賣舊主的惡名，為真定百姓所唾棄，讓元廷恨之入骨了。而他在談判中對南朝頗多頂撞和譏諷，得罪了南朝君臣，那下場也不會太妙。
此事若敗，王思廉等人自然可以躲在城中不回，並為史氏守城出謀劃策，雖然未來命運尚不可知，但暫時可保性命無憂。而南朝皇帝盛怒之下，自己這個人質必定被拿來誓師祭旗，連自己的老妻也會被牽連其中。
想到老妻，劉因更覺悲戚，不禁濕了眼窩。他父母早亡，兩個家姐也先後死去。隻有妻子耐著清貧不離不棄的與他相伴，而自己四十才得一子，但也因病夭折，其中悲苦自不必言。而自己因此身死，其無依無靠將如何過活。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劉因回顧了自己半生潦倒的日子，忽然苦笑不已。自己雖在學問上頗有聲明，但也因此事敗的精光。而日子也過得一塌糊塗，衣食無著一身清貧，子嗣斷絕都無顏去見列祖列宗，卻也正應了那句‘最是無用是書生’！
更令劉因擔心的是更鼓三敲之後，真定方麵依然沒有信使回轉，而寅時對岸傳來金鼓之聲，其中隱隱可聞傳令官的呼喝聲及馬嘶聲。他披衣而起出門向北望去，但見城下燈火通明，南朝大軍已經在城外列陣，準備攻城。
“陛下，時辰尚未到，不可開戰……”劉因大聲呼喝道，但是沒有人搭理他，值守的士卒隻是冷眼看著他如癲似瘋的在院中喊叫。
本就身體羸弱，且又一夜未眠，劉因很快力竭癱軟在地，但口中依然喃喃不斷的叨咕著‘勿要開戰’。而心中愈加淒苦，自己拚著身敗名裂，不惜性命要挽救城中百姓，可是結果仍難以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