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收藏熱：晚明
再看晚明，一個文化非常繁榮的時期。史書上記載說嘉靖、萬曆時期由於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實社會還有另外一麵，就是當時的經濟富足，我們可以用實物來證實。比如我們知道的話本小說，嘉靖時期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發行；到了萬曆時期，《西遊記》、《金瓶梅》這些作品都在發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話本小說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還有崇禎朝的《天工開物》。西方人對中國忽視《天工開物》還表示不解，說皇帝是不是沒看過這樣的書啊？這樣重要的科學著作，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引起資本主義革命呢？英國有一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他問：資本主義革命，就是工業化的革命，為什麼沒在發達的中國產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當時不注重無形資產，不注重知識產權。晚明時期，大量知識分子、上層社會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著就出現了。
比如我們知道時大彬的紫砂、江千裏的螺鈿、黃應光的版刻、方於魯的製墨、陸子岡的治玉、張鳴岐的手爐，等等。這些手工業品都是署個人名款，充斥整個市場。今天統計，署著“張鳴岐”款的手爐，大概有4萬件存世。一個人不可能製造出這麼多的手爐！隻能說明他的人名已經變成一個品牌。
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特征，就是品牌意識。我們熟悉的品牌都是個人名。
我們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裝有範思哲、阿瑪尼，汽車有豐田、福特、奔馳，還有波音飛機，路易·威登的包，這些都是人名，跟我們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品牌意識一模一樣。但不幸的是，這個品牌進入清朝後，叫做“大清康熙年製”、“大清乾隆年製”。到解放以後，叫做“MadeinChina”，中國製造，不再注重品牌。
我們剛解放的時候，由於要向西方各國出口，沒有商標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們被迫出了一些品牌。
叫什麼“天壇”、“東風”、“解放”、“紅旗”、“藍天”、“白雲”，都找不著調的事兒寫在上頭，當成一個品牌。問題是藍天、白雲都不為此事負責，梅賽德斯·奔馳卻能為此事負責。這就是對品牌意識的淡漠，對無形資產的淡漠的一個史實。
同光中興時期，資本主義第二次萌芽，中國人的品牌意識又出現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殺的教訓，這次的品牌叫什麼呢？叫外號。比如我們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張、烤肉宛，姓名都說一半兒。所以，中國的品牌在資本主義的第二次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第三次用人名作為品牌的第一個人是李寧。他拿完世界冠軍退役以後，創造了一個品牌，叫做“李寧”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體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這一幕：那時候李寧的牌子剛上市，很多人不適應。售貨員給一個人介紹，說這是新牌子，叫李寧牌。那個人愣著，看了半天，說：“我身上怎麼能繡一個他的名字啊？”他是這個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別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爾·卡丹的西服，也是別人的名字。
這就是那道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未在中國誕生的一個基礎原因：中國人不大注重無形的東西，不注重個人創造。而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征就是注重個人創造，要把個人無形的東西變成有形的資產，這才能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起來。
第三次收藏熱：康乾盛世
中國第三次收藏熱是康乾盛世，這是中國曆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段盛世，長達一百年。可以說，整個18世紀，從1700年到1800年，都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
康乾盛世的產生，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康熙皇帝的偉大和英明。康熙，一個極易吸收外來文化的皇帝。這個文化不僅僅是漢文化，還包括西方文化。他請來大量西方老師來教他幾何、天文、機械。我查了一下，他學過靜力學，我們一般人今天都不學這樣的學問。康熙是一個非常開明的皇帝，他對自己的要求，是要成為一個全能的皇帝，他做到了這一點。他也影響了後來的雍正、乾隆，使這一百年成為中國曆史上最輝煌的一百年。
到了他兒子，就是雍正這一代。雍正是一個非常勤勉的皇帝，他批過4萬多份奏折，這些奏折至今在國家檔案館裏保存。雍正在位十三年，平均每天至少要禦批10件奏折，最少時要寫一個字：覽；最長的洋洋萬言。
我們都知道，用毛筆寫字，不停地寫，寫一萬個字大約需要兩天時間。用鋼筆寫，寫得快的人大概一天可以寫一萬字，毛筆寫得要慢。這樣勤勉的皇帝，他的政務非常繁忙。雍正跟他的父親，跟他的兒子都不能比，他沒有下過江南。他處在清朝康乾盛世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時期，他要整頓吏治，要改革康熙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就沒舍得出門。
那麼，雍正怎麼去減壓呢？他對藝術品有要求。在中國曆代皇帝裏，雍正對藝術品的要求最為具體。比如，史料記載，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三日，太監劉希文交來成窯五彩磁罐一件，無蓋。我們將來講瓷器的時候會講到這一點。成窯五彩，就是後來的鬥彩。就是太監交來的這件鬥彩，沒有蓋。皇上就下旨：“著做木樣呈覽。欽此。”意思是你先做一個木頭蓋，畫好了給我瞧瞧。
隔了一周，二十日的時候，木樣就做好了，畫了五彩木樣一件呈覽，拿給皇上看。皇上又說：“將此罐交年希堯添一蓋，照此樣燒造幾件。原樣花紋不甚好，可說與年希堯往細裏改畫。欽此。”皇上說的太具體了，說照著這樣給我做幾個。原先這個畫得還粗了點兒，你給我再畫得細點兒。
年希堯是雍正時期的重臣，他受他弟弟年羹堯的牽連，被罷免過。罷免的第二年，就是雍正四年，重新起用，所以他幹活非常認真。
像這樣的史實，記載了一個皇帝在藝術上的要求，這個要求一定得傳達到下麵。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雍正這一朝的瓷器，非常精美。清代瓷器的高價，很多都是雍正一朝所創造。
第四次收藏熱：晚清到民國初年
晚清到民國初年的第四次收藏熱，跟以前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外需加大，內需相對縮小。晚清時期民不聊生，在西方列強的多次侵擾之下，中國人都感覺到生活岌岌可危。除了個別人的生活很好，大部分人的生活質量都很差。等到西方人終於打開了中國這扇神秘的大門，能親自看到中國古老文明的時候，他們垂涎了很久的中國文化終於擺在他們麵前，所以西方人開始大肆掠奪。
我們今天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看到中國的燦爛文明，大部分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大約都是鴉片戰爭以後到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段時期流出去的。
民國四公子
民國時期有著名的四公子，張學良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張伯駒，凡是對收藏有興趣的人，都知道這個大家。溥侗，溥儀的同族兄弟。再有就是袁寒雲，袁世凱的二公子。這四個人被大家統稱為“民國四公子”，非常儒雅，都酷愛收藏。
張伯駒當年花了4萬大洋買了《平複帖》，後來捐給了故宮。《平複帖》是跟三希堂那著名的“三帖”齊名的法書。後來，又花了240兩黃金，買了展子虔《遊春圖》。買《遊春圖》的時候，張伯駒把自己的豪宅賣掉湊錢。
他那座豪宅占地15畝，原來是清末著名大太監李蓮英的舊宅。15畝有多大呢？換算成平方米，是整整1萬平方米！今天在北京城裏的1萬平方米的四合院，先不說買要花多少錢，拆遷就要拆出3個億！非常巨大的數字。
張伯駒把這個宅子賣掉，加上妻子的首飾，加上自己現有的錢，湊足240兩黃金，買到了展子虔《遊春圖》，最後也捐給了國家。這就是民國時期收藏大家的一個心態。
再比如張學良，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他把所有的收藏拿出來，在台灣拍賣，所得的款項都捐給社會。拍賣現場非常熱烈。其中有一件拍品，我記得很清楚，拍了160多萬，贏得滿場鼓掌。這時候那個人站出來，說：“錢我照付，但東西我也捐掉，再拍一次。”這反映了一些收藏家喜愛傳統文化、讚助社會的一個心態。
收藏的分類
想了解收藏，首先應該知道收藏的一個大致分類。民國時期的分類特別簡單，就分硬片、軟片。兩人對話：“您收什麼啊？”“我收軟片。”那就知道你收藏的大方向了。書畫、地毯、織繡，凡是可以卷起來的，一般都稱之為“軟片”，剩下的都稱之為“硬片”了。比如陶瓷、玉器、銅器，這些都屬於硬片。
今天有了非常科學的分類，按照科學的名稱分類。人家再問：“您喜歡什麼啊？”你可以回答：“我喜歡陶瓷，我喜歡玉器。”也非常明確，不用很內行的話。行話多少顯得有點兒江湖味兒，行內能聽懂，行外聽不懂。我們今天的收藏分類，是行內、行外都能聽得懂。
收藏的準備
從收藏的角度講，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準備。今天喜歡收藏的人太多了，但是冒冒失失地進來，沒有準備，就會出很多問題。那麼，收藏首先應該準備什麼呢？第一條就是理論先行。你首先應該知道你要收藏什麼，再把對應的書找來看。比如說，我喜歡陶瓷，我就找《中國陶瓷史》看看，我得把中國陶瓷先弄清楚。人家一說宋代五大名窯，我就得知道是“汝官哥鈞定”。
專業上做準備非常重要，不是光說自己收藏就行了。你跟人家一張嘴，人家就說你是個棒槌。你跟人聊天，說：“我喜歡鬥（音抖）彩。”說錯了，念鬥（音豆）彩。“鬥”是雙音字，如果你沒有很深的了解，你一說錯，人家就知道，你是個棒槌，是一個不懂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