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再造的思考
張賢亮
白鹿書院的賣點即重點是推廣傳統文化。5月28日陝西省隆重舉行的紀念司馬遷誕辰2000周年大型的電視直播活動“風追司馬”，我來了，這次白鹿書院成立我也來參加，為什麼兩次都來呢？因為考慮文化問題。但究竟什麼是文化？可以說我們的兵馬俑、秦陵是，從羊肉泡饃到葫蘆頭也都是文化。現在文化特別泛濫，文化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麵裝，酒文化、食文化、茶文化等等。那麼究竟什麼是文化，文化對我們有多麼重要？我不是學者類型的人，是個在實踐中摸索、自我思考的人，學習、看書隻是作為我的一個參考。我得出的文化是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產生的一種思維方式。
文化對民族很重要。文化是一個民族的DNA，一個民族的基因。我來自寧夏，大家知道寧夏有一個西夏王陵遺址，西夏王陵實際上什麼都沒有，隻是一個大土包，到過的人都知道。當蒙古打敗西夏國後，采取種族滅絕的政策，他們非常精明，並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殺死，當然也殺不光，而是把所有的文化載體全給活埋了。不是在肉體上的消滅，而是把他們創立的輝煌文化滅絕。所以，在中國二十四史中留下了許多典籍，包括圖畫、文字等可參考的資料，現在西夏國留下的卻沒有。因而說西夏是個謎，在我們國家，在寧夏要找到西夏文化載體是非常困難的。黨羌民族存在了100多年，100多年創造了很多輝煌的文化、文字，又像漢文又像朝鮮文。這種文化和文字消失後，這個民族有的融入了漢族，有的融入到其他少數民族，如回族，以及附近的當地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的DNA原來非常健康，具有活力和再生能力，我們的漢族曾被許多外族統治過，而所有的外族都曾被我們的民族文化同化；我們又吸收了許多外族文化，形成了一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更新的發展。但後來在19世紀末，由於國勢衰弱，外族入侵，不斷地賠款、割地，我們才發現我們的文化有問題，於是要求變異。但這個變異非常糟糕的是和政治形勢和權力攪和在一起，因而變異沒有成功。於是我們的DNA文化基因就非常脆弱，易受到外來病毒的感染，即外部人文生態環境、自然生態環境的侵襲扭曲。
現在所麵臨的種種問題全部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上。從農耕經濟形態，到計劃經濟，一直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形態，在社會大轉變過程中，易染病症，脆弱的文化基因就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這種基因深入到人們的血液、骨髓當中是完全不知覺的，因而它的外部行為就非常不知覺，帶著它所決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拿英國作例子。英國是法治國家卻沒有那麼完整的法律，而中國大約有四千多個法律，外國沒有的法規我們都有，比如：計劃生育、領導幹部接待要四菜一湯，外國就找不出。而我們還是表現不出法治，我們的法治隻是在起步階段。我們是五千年的泱泱大國，我們教導員工要從基本的禮貌用語開始，而在外國卻成為了一種習慣，我們用強製性的手段使它重新確立起來，這也是我最近為什麼要關注文化建設的原因。現在我們的文化DNA處於重組階段，是百川爭流，各顯風騷的階段。
要談文化問題如果不談體製，就很難使我們的文化DNA在重組過程中吸收多方營養。所幸的是，我們開始在西方文化、傳統文化中摸索我們的文化。在一次傳統文化討論會上有人說：“傳統文化沒有什麼可討論的，中國的落後就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因為傳統文化是農耕文化。”這話有一定的問題。中國的仁人誌士，包括魯迅所說的中華民族的脊梁，每個人都是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我們五四時代的先鋒，新文化時代的戰士，沒有一個不是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而我們現在的人，有多少傳統文化的影子？我們既差傳統文化，又差西方文明。我們要建設一個和諧社會和現代化的中國，要達到這樣的社會就必須富國強民。這就是我積極地前來西安和大家探討文化的目的。為此，陝西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對陝西很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