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科技（中國卷）
漢字的起源與六書
《世本》、 《荀子》、 《呂氏春秋》、 《韓非子》等古文獻，都說漢字是在黃帝時代由倉頡、沮誦兩人創造的。
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伏羲作八卦，啟發人們根據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號。神農氏時代“結繩而治”，但庶事繁多，最終不能滿足。於是，應曆史潮流，在黃帝時代就出現了倉頡造字，並說倉頡初造字時， “依類象形”謂之文， 後來“形聲相益”謂之字。經過長期演進發展，總結成構成漢字的六種方法，稱為“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還有的古書說，倉頡仰觀星象圓曲之勢，俯察龜紋縱橫之象，至於什麼鳥羽、山川，甚至手掌紋路等，都是他據以創作文字的基礎。
在清末民初疑古思潮的影響下，有人提出漢字實際上是孔子親自創造的，然而甲骨文的發現迅速粉碎了這種神化孔子的說法。甲骨文的發現也動搖了《說文解字》有關文字起源的傳說，對傳說的“六書”理論也提出了各種質疑。
其實，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是廣大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中創造出來的。
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周時期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又叫“契文”、 “卜辭”， “龜甲文字”、 “殷墟文字”。最早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1899年被學者王懿榮首次發現，清末孫詒讓著膜文舉例》，開始對甲骨文加以解釋。1928年後經多次發掘，先後出土達10餘萬片。這些文字都是商朝利用龜甲獸骨占卜吉凶時寫下的卜辭和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為盤庚遷殷到紂亡200多年間的遺物，是研究商朝社會曆史的重要資料。現已發現的甲骨文單字在4500字左右，可認識的約1700字。
為什麼屈原等人的作品被為“楚辭”
在漢代前期已經有“楚辭”名稱。它的本義是，當時廣泛指楚地的歌辭，之後才變成專稱，特別指戰國時期楚國屈原的作品為代表的新詩體。這類詩體具有很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篇中大量地引用楚地的風土特產與方言詞彙，“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東觀餘論》)。
楚辭和楚國的音樂民歌有血緣關係。“兮”就是楚地民歌習用的虛詞；“亂”字收尾，也從樂曲出來；個別的作品還有“倡曰”(領唱)、“少歌”(小合唱)，也都保留了音樂的痕跡。楚辭還受到楚國民間巫歌的影響，《招魂》的巫陽下招，是很好的說明。在此同時，和此有關且影響“楚辭”的便是楚國的方言。它們都是有特殊的意義與聲調。
屈原是楚辭的第一位同樣也是最主要的一位作家，楚辭這種新詩體也正是他在學習楚國民歌的基礎之上所完成的。到漢成帝時，劉向、屈原、宋玉等很多的作品，書名就題作《楚辭》，自此以後，“楚辭”便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八股文
八股文也稱“時文”、“時藝”、“製藝”、“製義”、“八比文”、“回書文”。它是明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的文體。它以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即《詩經》、《尚書》、《禮》、《易》、《春秋》中的文句命題，解釋要以朱熹的注釋為依據。它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麵，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人們隻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文章的格式必須包括規定的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八個部分。曆史上，把這種文章叫作“八股文”。
“四書五經”為何物
《四書》它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著作的總稱。因為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當然，“四書”這個說法一直到南宋才出現，南宋著名學者朱熹將它們編在一起，並撰寫了《四書集注》為這四部著作作注。
先秦時，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把火燒下去，很多典籍就失傳了，其中就有《樂經》。後來曆代又有許多著作進入“經”的行列，最終成了十三經。
在十三經的發展過程中，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後來的五經是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後來的五經中，《禮記》和《左傳》取代了《儀禮》和《春秋》的位置，這兩部新的著作都是後人對前人著作的注解。
什麼是“春秋三傳”
《春秋》言詞隱晦，表達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藝文誌》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五傳。後來《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亡佚，隻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漢班固時才改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全書六十卷，以《春秋》為綱，並仿照春秋體例，按照魯國君主的次序，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悼公十四年間春秋霸主遞嬗的曆史，保存了許多當時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麵的珍貴史料，在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後代史家梁啟超推崇《左傳》的出現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
《公羊傳》乃儒家經典之一，舊題公羊壽撰。重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而略於敘事，可謂訓釋之傳。《公羊傳》訓釋《春秋》，頗多牽強附會之處，但由於它所表述的“大同一統”思想，迎合了封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故公羊學屢興不絕。
《穀梁傳》也是儒家經典之一，舊題穀梁赤撰，現代學者一般認為《穀梁傳》比《公羊傳》晚出，屬今文經學，其宗旨亦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隻有少量敘事，間或有長篇對話。可能由於師傳不同，《穀梁傳》所釋之大義與《公羊傳》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經文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謀而合。
貫穿古今的通史——《史記》
紀傳體是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的史書寫作體裁。“正史”的“二十五史”采用的就是紀傳體。這種史學體裁始見於司馬遷的《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