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
絲綢之路有幾條
絲綢之路是我國古代文明向西方傳播的重要渠道,是溝通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
人們通常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西漢由張驀開辟的東起長安、西到羅馬的大陸通道,這條大陸通道有南北兩條支線,南道由敦煌出陽關西行,沿昆侖山麓過蔥嶺,西達大月氏(今新疆和阿富汗東北一帶)、安息(今伊朗)、條氏(今阿拉伯半島),最後到達羅馬帝國。北路由敦煌出玉門關西行,沿天山南麓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均在今蘇聯中亞境內),再向西南行與南道彙合。這兩條線路通稱"陸上絲綢之路"。
另外,還有兩條絲綢之路卻是鮮為人知的。一條是"西南絲綢之路"。它由四川經雲南過伊洛瓦底江,至緬甸北部的孟拱,再渡親敦江到達印度東北的莫帕爾,然後,沿恒河流域轉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這條絲綢之路比陸上絲綢之路還要早得多,專家們認為它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另一條是從廣州乘船經滿刺加(今馬六甲)海峽,到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東非。這條通道人稱"海上絲綢之路"。據東非索馬裏等地出土文物證實,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大約形成於我國宋朝。
"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同世界主要文明古國和文化發源地連接起來,並推動了這些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被稱為"東西方對話之路"。據史料記載,當年馬可·波羅就是經"海上絲綢之路"來中國的。回國時,也是經此路由福建泉州上船回到家鄉威尼斯的。
甘英到過羅馬嗎
東漢使者。生卒年不詳。東漢初，西域分裂為50餘國，與漢朝關係一度緊張。明帝時，派將軍竇固率軍西擊匈奴。為恢複與西域各國聯係，竇固派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使西域諸國歸附漢朝，保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班超被任西域都護。為與西方國家建立聯係，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以甘英為使者，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甘英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諸國，至安息西界的波斯灣。安息國向以漢絲及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願漢朝開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備陳渡海的艱難，使甘英止步而還。這次出使雖未達大秦，但豐富了國人對中亞各國的知識。
洛陽白馬寺緣何起名“白馬”
白馬寺，坐落於河南省洛陽市東十二公裏處，北依邙山，南望洛水。始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建造的第一座寺院。它對中國佛教的傳播和發展，對於中外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尊為"釋源"和"祖庭"。
它的營建與我國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緊密相連。相傳漢明帝劉莊夜寢南宮，夢金神頭放白光，飛繞殿庭。次日得知夢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帶）遇上了在該地遊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騰、竺法蘭。蔡、秦等於是邀請佛僧到中國宣講佛法，並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跋山涉水，於永平十年（67）來到京城洛陽。漢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樣修建寺院。為銘記白馬馱經之功，遂將寺院取名“白馬寺”。
雖然後世學者對這個傳說和佛教初傳中土的時間、路徑等頗有爭議，但一般佛教徒對此津津樂道，漢明帝求法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基本公認的事實，白馬寺也就作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最初標誌，蜚聲
中國曆史上的幾大和親
和親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獨特而又普遍的現象，它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出現於西漢，並成為統治階級的一種政治策略。和親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戰爭，促進了兩國關係。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安定的環境。我國曆史上曾出現過七次重大的和親。
王昭君
昭君，名嬙，漢時為與匈奴通好，被選出嫁塞外。古詩中有“欲飲琵琶馬上催”即指昭君出塞一事。其夫呼韓邪單於得昭君十分喜歡，上書漢元帝：“願意保證上穀至敦煌一帶的安全，世代傳下去，永遠如此。”至此，漢匈邊境真正出現一派和平景象。
呼韓邪單於死後，其子雕陶莫皋即位，複收昭君為妻，育二女。 王昭君為漢匈和解、邊境安寧作出了很大貢獻。她的事跡直到今天還在漢蒙兩族人民中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