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農雜文》集自序
劉半農
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喜歡弄筆墨，算到現在，可以說以文字與世人相見，已有二十五年的曆史了。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寫過了多少東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壞的，我自己說不出，當然也更沒有第二個人能於說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寫述，或由於一時意興之所至，或由於出版人的逼索，或由於急著要賣幾個錢，此外更沒有什麼目的。所以，到文章寫成，寄給了出版人，就算事已辦完。到出版之後，我自己從沒有做過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們借去看了不歸還，也就算了；小孩們拿去裁成一塊塊的折猢猻，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夾在廢報紙一起，積久黴爛，整捆兒拿去換了取燈，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應有之美德，無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在這上麵總是沒有勁兒，總是太隨便，太“馬虎”：這大概是一種病罷？可是沒有方法可以醫治的。
我的第二種病是健忘：非但是讀了別人的書“過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過了三年五年之後，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懷疑：這是我說過的話麼？或者是有什麼書裏選用了我的什麼一篇，我若隻看見目錄，往往就記不起這一篇是什麼時候寫的，更記不起在這一篇裏說的是什麼。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時代做的東西，有幾篇玄同替我記得爛熟，至今還能在茶餘酒後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誦，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過“似曾相識”而已！
因為有這“隨做隨棄”，“隨做隨忘”兩種毛病，所以印文集這一件事，我從前並沒有考量過。近五年中，常有愛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問：“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為什麼還不動手？”雖然問的人很多，我可還是懶著去做：這種的懶隻是純粹的懶，是沒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為他們的問，卻引動了我的反問。我說：“你們要我印集子，難道我的文章好麼？配麼？好處在那裏呢？”這一個問題所得到的答語種種不同。有人說：“文章做得流利極了。”有人說：“豈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還有什麼，他卻沒有說出）。”有人說：“你是個滑稽文學家。”有人說：“你能駕馭得住語言文字，你要怎麼說，筆頭兒就跟著你怎麼走。”有人說：“你有舉重若輕的本領，無論什麼東西，經你一說，就頭頭是道，引人入勝，叫人看動了頭不肯放手。”有人說：“你是個聰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時有如微雲淡月，濃重時有如狂風急雨，總叫人神清氣爽；決不是粘粘膩膩的東西，叫人吃不得，嘔不得。”有人說……別說了！再往下說，那就是信口開河，不如到廟會上賣狗皮膏藥去！
雖承愛我的朋友們這樣鼓勵我，其結果卻促動了我的嚴刻的反省。說我的文章流利，難道就不是浮滑麼？說我滑稽，難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樣胡鬧麼？說我聰明，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功力麼？說我駕馭得住語言文字，說我舉重若輕，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學問，沒有見解，而隻能以筆墨取勝麼？這樣一想，我立時感覺到我自己的空虛。這是老老實實的話，並不是客氣話。一個人是值不得自己的嚴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後，雖然未必就等於零，總也是離零不遠。正如近數年來，我稍稍買了一點書，自己以為中間總有幾部好書，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有幾部好書。不料，最近北平圖書館開一次戲曲音樂展覽會，要我拿些東西去湊湊熱鬧，我仔細一檢查，簡直拿不出什麼好書，於是乎我才恍然於我之“家無長物”。做人，做學問，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樣。若然蒙著頭向著誇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嚐不可以，若然絲毫不肯放鬆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壞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實並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結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過一粒米大。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叫人喪氣，從而連這一粒米大的東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卻是相反：我以為要是一個人能於做成一粒米大的東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氣。
話雖如此說，我對於印集子這件事，終還是懶；一懶又是兩三年。直到二十一年秋季，星雲堂主人劉敏齋君又來同我商量，而我那時正苦無法開銷中秋書賬，就向他說：“要是你能先墊付些版稅，叫我能於對付琉璃廠的老兄們，我就遵命辦理”。劉君很慷慨的馬上答應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編了。但是，說編容易，動手編起來卻非常之難：這一二十年來大半已經散失的東西，自己又記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於是東翻西檢，東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飛機大炮緊壓到北平來了！政府諸公正忙著“長期抵抗”，我們做老百姓的也要忙著“坐以待斃”，哪有閑心情弄這勞什子？惟有取根草繩，把所有的破紙爛片束之高閣。到去年秋季重新開始作刪校工作，接著是商量怎樣印刷，接著是發稿子，校樣子，到現在第一冊書出版，離當初決意編印的時候，已有一年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