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吳廣揭竿是抗秦皇，活膩了也揭竿是抗天命，顯然，必是前者易而後者難。難還表現為三個等級：初級是有人動了真刀真槍，即活與斷苦之間選擇了後者；中級是對於這樣的選擇，很多人由反對變為諒解，或更進一步，認為合理；高級是有的人無苦而也感到活膩了，並動了真刀真槍。先說初級的抗，說它難，是因為有數不清的人，苦至於難忍，而且看來沒有好轉的可能，卻仍舊舍不得死。這是天命的信徒，服從是率性，與膽敢抗的人相比，就次一等嗎？也不能這樣說，因為人總不當強人所難，所以不如說是道不同。膽敢抗的人走的是另一條路，難，所以一定是少數，或極少數。少不等於無，所以曆代，也總有一些人，是在活與斷苦之間，毅然選擇了後者。這行動的性質是抗天命，其為勇也，我以為，比孟子所謂大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為，隻說自我盤算的一點點，是，己身雖然無此膽量，“民吾同胞”，也未嚐不可以借光，說“唯天為大”，一旦氣從中來，就可以揭竿而起。
再說中級的抗，是多數人的思想上的揭竿而起，比如表現為行動，遇見自裁的，不救，聽到自裁之事，不反對，或不表示惋惜。與初級的抗相比，這種抗升了級，因為要求的不隻是個人，而且是大眾。天命高高在上，眾人異口同聲，說無妨抗，怎麼可能呢？約一年以前，我寫《順生論·死亡》一節，就是這樣保守的，那裏說：
如果一個人因某種原因確信自己生不如死，他應否享有選擇死的自由？以及別人從旁幫助他實現死的願望，法律和道德應否允許？這個問題很複雜，幾乎複雜到難於講清楚。清楚由講理來，可惜在生死事大方麵，常常像是不能講理。不信就試試。人，稱為人就有了生命，並從而有了活的權利；死也是與生命有不解之緣的，為什麼就沒有這樣的權利？有人也許會說，並沒有人這樣說，法律也沒有明文規定。那就看事實。為什麼事，某甲自殺，某己看到，某乙有救或不救的兩種自由，他可以任意行使一種自由，法律都不過問；可是道德過問，表現為自己的良心和他人的輿論，即救則心理安然，受到稱讚，反之會心不安，受到唾罵。這是除自殺者本人以外，都不承認他有死的自由，甚至權利。為什麼不承認？理由由直覺來，不是由理來。近些年來，據說也有不少人想到理，以具體事為例，如有的人到癌症晚期，痛苦難忍，而又確知必不治，本人希望早結束生命，主張醫生可以助人為樂，幫助他實現願望。這個想法，就理說像是不錯，可是付諸實行就大難。難關還不隻一個。前一個是總的，就是先要有個容許醫生這樣做的立法。立法要經過辯論，然後表決，推想這是同意一個人去死，投讚成票是很難的。
說很難，不隻來於多年來慨歎天命力量之大，還來於見聞，是有些得不治之症的，求結束生命而不得，因為家屬和醫生都是既不忍又不敢。不忍不敢，就是都如曆代祖先之率性，不想抗。事有意外，且湊巧，是近幾個月以來，連續看到規模或大或小的關於抗的消息。先說大的，也許老外之國因為沒有《中庸》，就不行率性之道吧，先是丹麥，繼而荷蘭，都通過了允許安樂死的法律。因為新奇，值得重視，抄一點點有關的情節供沉思：
自去年10月起，丹麥實施一項法律，停止延長無可救藥的病人的生命以來、迄今已有45000人明確表示願意接受這一做法。………隻要事先立下遺囑，醫生都有義務停止延續其生命的治療。（1993年2月2O日上海《新民晚報》第四版）
2月9日，荷蘭議會通過一項安樂死法，允許醫生在嚴格的條件下，可以對病人實施安樂死。……此外，該項法令有些規定還出乎人們的意料，它規定醫生無需征得病人的同意可以給處於昏迷狀態的病人、患老年癡呆症的病人、神經不正常者以及先天畸形兒實施安樂死。（1993年2月11日，出處同上）
通過法律、是多數人舉手了。舉手是表示，至少是在某些情況下，活也可以不比死好，這由研討人生之道的角度看，意義是重大的。老外走在前麵了，我們呢？想不到竟能具體而微。也是《新民晚報》，1992年8月1日第十二版刊出無作者署名、標題為《我為什麼讓母親“安樂死”》的文章，說母親史美芸患癌症，痛苦難忍，最後家屬和醫生也不忍，終於在1990年12月17日，用“人工冬眠”法，經過37小時的“靜脈滴注”，病人“平靜而安詳地死去”。死後怎麼樣呢？看文章的標題，有辯解意味，也許有些知此事者不以為然吧？這樣推想，有來由，是另一件同類的，竟鬧到法院。我是在1992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第三版上看到的。情節平平常常，母親夏素文，59歲，患肝硬化腹水等症，1986年6月23日住進漢中市傳染病院，兒子王明成再三請求為其母實施安樂死，院長拒絕，最後主治醫生蒲連升同意，用注射複方冬眠靈法，使病人無痛苦死去。事件的發展和法院的判決卻大值得注意。被告是王明成和蒲連升，這是采用了既死不咎的原則，如果咎，就還要加上一個，夏素文，名次更靠前，因為更高而暗藏的原則是“不許死”，除非閻王老爺來請。原告，報道是漢中檢察院，推想必有更靠前的，可以不問，總之都是活比死好的虔誠信徒。最值得三思的是中級法院的判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