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之黨碑，風波水火，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終始。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來者亦有君子。……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至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明朝的事歸到明朝去，我們本來可以不管，可是天下事沒有這樣如意，有些癡顛惡疾都要遺傳，而惡與癖似亦不在例外，我們畢竟是明朝人的子孫，這筆舊帳未能一筆勾消也。——雖然我可以聲明，自明正德時始遷祖起至於現今，吾家不曾在政治文學上有過什麼作為，不過民族的老帳我也不想賴，所以所有一切好壞事情仍然擔負四百兆分之一。
我們現在且說寫文章的。代聖賢立言，就題作文，各肖口吻，正如優孟衣冠，是八股時文的特色，現今有多少人不是這樣的？功令以時文取士，豈非即文藝政策之一麵，而又一麵即是文章報國乎？讀經是中國固有的老嗜好，卻也並不與新人不相容，不讀這一經也該讀別一經的。近來聽說有單罵人家讀《莊子》《文選》的，這必有甚深奧義，假如不是對人非對事。這種事情說起來很長，好像是專找拿筆杆的開玩笑，其實隻是借來作個舉一反三的例罷了。萬物都逃不脫命運。我們在報紙上常看見槍斃毒犯的新聞，有些還高興去附加一個照相的插圖。毒販之死於厚利是容易明了的，至於再吸犯便很難懂，他們何至於愛白麵過於生命呢？第一，中國人大約特別有一種麻醉享受性，即俗雲嗜好。第二，中國人富的閑得無聊，窮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勸酬，有販賣之便利，以麻醉玩弄。衛生不良，多生病痛，醫藥不備，無法治療，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癮，法寬則蔓延，法嚴則驕誅矣。此事為外國或別的殖民地所無，正以此種癖性與環境亦非別處所有耳。我說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難免，但非全無根據，如古來的念咒畫符讀經惜字唱皮黃做八股叫口號貼標語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畫，或以聲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藥劑則是他力麻醉耳。考慮中國的現在與將來的人士必須要對於他這可怕的命運知道畏而不懼，不諱言，敢正視，處處努力要抓住它的尾巴而不為所纏繞住，才能獲得明智，死生吉凶全能了知，然而此事大難，真真大難也。
我們沒有這樣本領的隻好消極地努力，隨時反省，不能減輕也總不要去增長累世的惡業，以水為鑒，不到政治文學壇上去跳舊式的戲，庶幾下可對得起子孫，雖然對於祖先未免少不肖，然而如孟德斯鳩臨終所言，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無論怎麼掙紮不知究有何用？日本佚名的一句小詩雲：
蟲嗬蟲嗬，難道你叫著，“業”便會盡了麼？
一九三五年四月關於《近代散文》
周作人
我與國文的因緣說起來很有點兒離奇。我曾經在大學裏講過幾年國文，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弄國文的，不能擔當這種工作。在書房裏我隻讀完了四書，五經則才讀了一半，這就是說《詩》與《易》，此外都隻一小部分。進了水師學堂之後，每禮拜有一天的漢文功課，照例做一篇《管仲論》之類的文章，老師隻給加些圈點，並未教示什麼義法與規矩。民國前六年往日本，這以後就專心想介紹翻譯外國文學，雖然成績不能很好，除了長篇小說三部，中篇二部，即《炭畫》與《黃薔薇》之外，隻有兩冊《域外小說集》刊行於世。民國元年在本省教育司做了半年臥病的視學，後來改而教書，自二年至六年這中間足足五十個月，當了省立第五中學的英文教員，至其年四月這才離開紹興，來到北京。當時蔡孑民先生接辦北京大學，由家兄寫信來叫我，說是有希臘羅馬文學史及占英文等幾門功課，可以分給我擔任，於是跑來一看，反正那時節火車二等單趟不過三四十元，出門不是什麼難事。及至與蔡先生見麵，說學期中間不能添開功課，這本來是事實，還是教點預科的作文吧。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雖然經錢玄同沈尹默諸位朋友竭力勸挽，我也總是不答應，從馬神廟回寓的路上就想定再玩兩三日，還是回紹興去。可是第二天早半天蔡先生到會館來，叫我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剛在洪憲倒壞之後，中交票不兌現，隻作五六折使用，卻也不好推辭，便即留下，在北京過初次的夏天。這其間不幸發了一次很嚴重的疹子，接著又遇見那滑稽而醜惡的複辟，這增進了我好些見識，所以又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幸。秋間北大開學，我加聘為文科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兩課各三小時，一麵翻譯些外國小說，送給《新青年》發表，又在《晨報》副刊上寫點小文章，這樣仿佛是我的工作上了軌道，至文學研究會成立，沈雁冰鄭西諦接辦《小說月報》，文學運動亦已開始了。恰巧友人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叔平隅卿等在辦理孔德學校，拉我參加，尹默托我代改高小國文作文本，我也答應了，現今想起來是我與國文發生關係之始，其後又與尹默玄同分擔任初中四年國文教課，則已在民國十二三年頃矣。十一年夏天承胡適之先生的介紹，叫我到燕京大學去教書，所擔任的是中國文學係的新文學組，我被這新字所誤，貿貿然應允了，豈知這還是國文，根本原是與我在五年前所堅不肯擔任的東西一樣，真是大上其當。這不知怎樣解說好，是緣分呢，還是運命，我總之是非教國文不可。那時教師隻是我一個人，助教是許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講師，便是俞平伯。我的功課是兩小時，地山幫教兩小時，即是我的國語文學這一門的一部分。我自己擔任的國語文學大概也是兩小時吧，我知道這應當怎樣教法，要單講現時白話文，隨後拉過去與《儒林外史》、《紅樓夢》、《水滸傳》相連接，雖是容易，卻沒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裏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從現代起手，先講胡適之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沒有什麼了。其時冰心女士還在這班裏上課，廢名則剛進北大預科，徐誌摩更是尚未出現，這些人的文章後來也都曾選過，不過那是在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這之後加進一點話譯的《舊約》聖書，是《傳道書》與《路得記》吧，接著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講王冕的那一回，別的小說就此略過，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畫竹題記等，鄭板橋的題記和家書數通，李笠翁的《閑情偶寄》抄，金聖歎的《水滸傳序》。明朝的有張宗子、王季重、劉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隨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譚友夏、李開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陳繼儒諸人，這些改變的前後年月現今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大概在這三數年內，資料逐漸收集，意見亦由假定而漸確實，後來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輔仁大學講演，便約略說一過，也別無什麼新鮮意思，隻是看出所謂新文學在中國的土裏原有他的根，隻要著力培養，自然會長出新芽來，大家的努力決不白費，這是民國二十一年的事。至於資料，又漸由積聚而歸刪汰，除重要的幾個人以外，有些文章都不收入，又集中於明代，起於李卓吾，以李笠翁為殿，這一回再三斟酌，共留存了十人，文章長短七十餘篇，重複看了一遍，看出其中可以分作兩路，一是敘景兼事的記遊文，一是說理的序文，大抵關於思想文學問題的，此本出於偶然，但是我想到最初所選用的胡俞二君的大文，也正是這兩條路的代表作，我覺得這偶然便大有意味，說是非偶然亦可也。還有一層，明季的新文學發動於李卓吾，其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容肇祖君在《李卓吾評傳》中也曾說及。民初的新文學運動正是一樣，他與禮教問題是密切有關的，形式上是文字文體的改革，但假如將其中的思想部分擱下不提，那麼這運動便成了出了氣的燒酒，隻剩下新文藝腔，以供各派新八股之采用而已。明末這些散文，我們這裏稱之曰《近代散文》，雖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卻是新的，這就是李卓吾的一點非聖無法氣之留遺，說得簡單一點，不承認權威，疾虛妄，重情理，這也就是現代精神，現代新文學如無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長的。古今不同的地方有這一點，李卓吾打破固有的虛妄，卻是走進佛教裏去，被道學家稱為異端，現今則以中國固有的疾虛妄的精神為主，站在儒家的立場來清算一切謬誤，接受科學知識做幫助，這既非教旨，亦無國屬，故能有利無弊。我本來不是弄國文的人，現在卻來談論國文，又似乎很有意見，說的津津有味，豈不怪哉。我自己還是相信沒有教國文的能力，但我是中國人，對於漢文自不能一點不懂不會，至少與別的事物相比總得要多知道一點，而且究竟講過十年以上，雖然不知說的對與不對，總之於不知為不知之外問我所知，則國文終不得不拿來搪塞說是其一矣。近代散文的資料至今存在，閑中取閱，重為訂定，人數篇數具如上述。國文教員樂得擺脫，破書斷簡落在打鼓擔裏有何可惜，但凡有所主張亦即有其責任，我今對於此事更有說明，非重視什麼主張，實隻是表明自己的責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