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青年蔡元培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候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鍾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麵與沈君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麵整理英文係；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聯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