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們的政治常識，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紙隻字禁書中得來，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對於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會上一班風俗習慣的好壞，都喜歡研究討論。有幾位特別能演說的同學尤喜作講演式的談話。每天功課完畢，南北樓常開辯論會，熱鬧非常。高談闊論，博引旁征，有時候甚至於爭辯到麵紅耳赤，大有諸葛亮在隆中，抵掌談天下事的風度。果然，“蛟龍終非池中物”，後來所謂交通係，研究係，安福係，以及雲南起義，廣東護憲，都有我們同學參加，且都是重要角色。極右傾和極左傾人物，無所不有。至於在司法界，教育界，財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樹者，亦有多人。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談，不過他們各有主義，各有政見，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輩人，卻也值得稱道。蔡孑民先生長北大時，人材稱盛。學者之外，有提倡小腳的辜鴻銘，有專談性學的張競生，就是講社會革命的人物，亦無不兼收並容。京師大學堂人材，卻亦五花八門，無所不具。北大稱為偉大，大約就在這一點。
滿清政治雖然腐敗，但對於初期的大學生，卻也十分優待。我們不但不繳學費，並且由校供應夥食。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湯，冬天則改為四菜一火鍋，雞鴨魚肉都有。有所謂堂提調者，就是現在舍監或庶務科長這類職員，跟我們在一處吃飯。如果飯菜不好，堂提調馬上發起威風，懲罰廚子，倒用不著我們學生操心。有一次我記得因為某樣菜偷工減料，堂提調大怒，叫來廚子，罰他長跪在飯廳階前，後來反是學生替他求情，方才饒恕。我們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幹名者，都有獎金。數目雖隻數元或十數元，但我們大半都是外省來的窮學生，有這筆進款，月間零用，始有著落，有時還可以約二三同學到前門外聽聽平劇，吃吃小館。衣服自然是自備，但每人冬夏各給一套操衣。著操衣時脫去長袍馬褂，作軍隊裝束，自然感覺新奇。所以那時候對於兵式體操，很感興趣。雖然每人仍拖一條豬尾巴，不過短衣窄袖，自願亦以為有“糾糾武夫”氣概，大可自豪。每天破曉，操場上就聽見“向左轉”“向右看齊”各種口號。雖朔風凜冽，大部分學生倒也並不偷懶。記得有一次體操後接著就要祭拜孔老夫子，職員們都衣冠齊整，翎頂輝煌，領導我們行禮。我們本該換衣服，但大家懶於這樣作，就短衣一擁進去，參與典禮。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氣破肚皮，叫他的徒弟“鳴鼓而攻”我們了。又有一次集體到東城照像，約定排成隊伍前往。那時候學生遊行，尚不多見，這一列學生軍經過東華門大街時，兩旁鋪戶，都覺稱奇，男婦老幼，一齊擁出來，觀看熱鬧，一班頑固的滿漢朝臣，亦即因此“談虎色變”。
那時候的學生對於科學，自不敢說有精深研究。不過國學有桐城派大師吳摯甫先生主持，講學之風，盛極一時。吳先生不久病故，由其弟子張鶴齡先生代替。其他楊仁山，屠敬山，王舟瑤諸先生，都是當時頗頗有名的人物。職員中如於式枚，如蔣惺甫，如李家駒，如王儀通，如袁勵準亦都是積學之士。編譯局人材更多，嚴幾道，林琴南，羅東，魏聰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統在網羅之列。同學中國學有根底者本來很多，再在各名教授薰陶底下，後來成名者亦有不少人。在當時更有一樣好現象，無論中外教師，無論大小職員，都看待學生像子弟一樣，研討學說，質析疑難，沒有一樣不親切誠懇指導。所以學生非常敬愛教職員，教職員亦非常親愛學生。回想當年在校讀書樂趣，真使我至今神往。
京師大學堂壬寅年開學時，隻有仕學師範兩館。第二年方有譯學館，設在北河沿現今北大第三院。醫學館並未招生，大約成立在我出國之後。校址設在後孫公園。北大醫學院是不是就是醫學館傳下來的，我因離平過久，內中變遷太多，不十分清楚。師範館後來改設分科，正式大學由是產生。仕學館遷至李閣老胡同，即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前身。編譯局亦係在我們開學的第二年成立。局址在虎坊橋。後來改為學部，就是拿這個作班底。學部長官，亦就是我們的兩位管學大臣。所以現在的教育部，亦就是這一係統演變出來的。現在北大像一朵鮮花，正在燦爛開放，而這一朵花發芽時期，誰都不能不論是在四十六年前。這塊園地，是戊戌京師大學堂孫家鼐開懇的，播佳良種子，卻是張百熙先生。我寫到這裏，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當時計劃遠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難，培養這個嬌嫩的幼苗，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京師大學堂對於中國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頁。我們這位張百熙先生，在這一頁教育史上，亦實在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