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論到清代三部史學名著：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認為錢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趙著最差。所以就將趙著作為研究的對象，專開一門課，逐字逐句的審查，尋找裏麵的錯誤。這一課雖以一書為中心，但牽涉的方麵極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對證，有時發現不但趙甌北錯了，甚至連原書都錯了，所以趣味濃厚得很。但他隻注意客觀的史實考訂，而將所有主觀的史論部分略了過去。也許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過刺激吧，每當講到史書中“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之類的地方，常常感慨係之的說：“所以政治沒有意思啊！今天是這樣說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樣說法！”
不過這並不是他不注意國家興廢。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氣惡劣得很，“華北國”在醞釀之中，大家都煩悶而不安，朝陽門外日本兵打靶的槍聲“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紅樓課室中來，我們要求他對時局作一個指示。他沉沉的說道：“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麵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麵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麼都不明白，連談話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麼去和人競爭？憑什麼能使人尊重？我們必須從各方麵就著各人所幹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在這上麵，他的的確確做到了報國的地步了，在他所幹的部門內，不但壓倒了日本人，而且贏得日本學者的衷懷欽服。
北平陷後，我曾去看他，他說：“遲早還是得走！”一轉眼已是五年半了，他為著職務（輔仁校長）的關係，始終留在北平維持這最後一所大學。我今夜誠心的遙祝他健康，永遠保持著那超然的健鬥！
胡適與魯迅
曹聚仁
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陳獨秀見麵，那時，新青年社已經內部分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撇開了那些不主張談政治的社員，走向研究社會主義的路上去了。那一時期，實際領導中國新文學道路的，乃是胡適。我和他見麵，已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後；我還記得是在北四川路橋堍的新亞大酒店的三樓；那時，領導中國文學運動，已經是魯迅的時代。大家在開始批判胡適了。我們回看新文學運動的全段曆史，陳獨秀影響，不可說是不大，時間可很短。胡適的影響最切實，時間也不怎麼長。最長久，而又影響大的乃是魯迅。這和近三十年間社會不安的情緒有關；因為文藝畢竟是從社會人生的根苗上長出來的。胡適所領導的道路，那時的青年，總覺得太迂遠了一些。
胡適所指示的道路，乃是實驗主義的路子。科學方法是胡氏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學方法評判固有的種種思想，學術以及東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結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學史、文學史等。他創作白話詩，也是一種實驗，也是科學的精神；這是他的文學的實驗主義。他又說做詩也得根據經驗，這是他的“詩的經驗主義”。胡適在建設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乃在整理國故，白話文學史，以及許多篇舊小說的考證，對於固有的中國學術思想，給了一道新的光。
從胡適所研究的成就來說，整理國故和小說考證真是劃時代的。他將嚴格的考證方法應用到小說上，開辟了一條新路，這樣擴大了，也充實了我們的文學史。他考證了《紅樓夢》，把曹雪芹的真麵目從舊紅學的迷霧中鑽出來，他的功績是不朽的。他是新紅學開路的人，他說：“我自信，這個考證方法，除了孟蓴蓀的《董小宛》之外，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我希望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胡氏所用的考證方法，就是科學方法，他說：“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隻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隻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我們看胡氏的考證文字，其中創見甚多；但他的功夫在於小心求證，真能嚴格的做到“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著證據走。”他在做《紅樓夢》考證的過程中，他自己已經改正了無數錯誤，而且承認將來發見新證據時，再來糾正其它的錯誤。他經過了七年的時期，考證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證實，這樣的精神與細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證學大師，可與其鄉先輩戴東原先後輝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