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人有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通奸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蔡先生這篇答林琴南書，實吾國新舊爭論時期之一件重要文獻。把他辦學的宗旨與苦心，說的極為清楚。處吾國一處落後的情況下，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大學將延聘不到良好教員，學校一定無法辦好。故他隻得取人之長，而不重要其短。他說“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於學校耶？”因為他對延聘教員係取人之長，期使學生得受良好教育。他們之中，如有在校外發表不法言論者，苟觸犯國法，自應由政府依法取締。學校既不能庇護，亦不能代負其責任。
蔡先生“為說明辦學方針答林琴南君函”發表於民國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後不到兩月，即發生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吾國政治教育文化及社會各方麵，都發生很大影響。因人們對之看法與了解不同，故其為功為罪，尚無定論。筆者於五十八年九月《傳記文學》曾有評議，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對於容許以白話文編講義及講授課的道理，說的清楚合理。對於以後白話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響。因五四以後人們對於一切革新，無論批評或讚揚，都認為係五四造因；對蔡先生替白話文的辯護，反少注意。故本文對蔡先生此函原文括引特多，期使閱者了解白話文發展經過之真象。
在大學預科受學時期，有幾件瑣事，常留在我的記憶中：在民六的冬季，學校規定凡學年考試國文、英文或數學，有一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升級，當時大家都兢兢業業，惟恐以此留級。而學年考試終結，確有好些人未能升級。可惜此項規定以後未克繼續實行。因為五四前後，有些學生自己的學業很有成就，卻主張學校應該廢棄考試。猶憶蔣夢麟先生答複一個學識很好的學生朱謙之的信，被其公開發表。蔣說：要文憑就要考試，不要文憑就可以不要考試。朱答複說：讀書為求學問，本來他就沒有想要文憑。朱君既未參加五四運動工作，思想亦不左傾，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著有《周秦諸子通論》，但他極力主張學校廢棄考試，這種廢止考試的呼聲，很影響考試的嚴格認真。可見一個國家到了窮則變的時代，自難免眾說紛紜。將民初以來諸多變化，都認為由於五四運動，未免隻見一斑，未窺全豹。
當時有一個馳名的經史學教授黃季剛先生，為學人們所崇仰。但其行動常令人感覺奇怪駭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門口，與一個拉人力車者對罵，他旋罵旋向校內行走，惹得許多人圍觀。有一天下午，我們正上課時，聽得隔壁教室門窗響動，人聲鼎沸。下課時看見該教室窗上許多玻璃破碎，寂靜無人。旋聞該班一熟識的同學說：“黃先生講課時，作比喻說：好像房子塌了，言畢，拿起書包，向外奔跑。同學們莫明究竟，遂跟著向外跑。擁擠的不能出門，乃向各窗口衝出，致將許多玻璃擠碎。我那時雖知有胡適之先生，主張文學革命，但尚未見過胡先生本人。隻聽同學們常說：胡先生教中國哲學史，方法新穎，內容豐富，大受聽講的學生歡迎。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學長約我同往理科餐廳聽音樂演奏。離我們不遠，坐著一位身著黑布長袍馬褂，麵容憔悴，頭發甚長，胡須未剃的人。覺得甚奇特，詢狄為何人？他說是胡適之先生，因胡遭母喪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須發。我時常想：黃深研我國經史，應是衣冠整齊，態度嚴肅的人，胡被譏為反對舊文學舊禮教的人，應是不守傳統規範不拘於小節的人。但在看見過他們以後，覺得與我的想象完全相反。
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學係，當時北大除本係少數學課外，可以選修旁係許多功課，且可隨意去到別班聽講。所以沒有固定的課堂與座位。以此北大學生養成一種奇特習慣，在講堂連桌並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談，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所以無論在政治或學術方麵，人們說北大派如何，如何，與真相實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後 ，有少數學術性或政治性團體，如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國故社、共進社、民治主義同誌會等。但每一團體多則一百餘人，少則數十人或數人，絕沒有一個能代表全體的北大派。因為北大主張學術自由，團體與團體，以及教員、學生，個人與個人之間，見解諸多不同，而且有時互相公開批評。如胡適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些可疑之點。梁先生在學校大禮堂公開講演，為他的見解辯護，並指出胡先生的批評欠當。同學易家鉞與蘇梅女士因見解不同，在報刊上激烈爭辯，乃至發有穢語，引起不少同學對之攻擊。故北大在學術上有許多小派別，但絕無一個北大派。同學對於教師，亦多不以其學術派別不同，有所好惡。隻要其學識確實優良，對之同樣敬重。例如留英回國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學一年，與幾位留美而受同學歡迎的老教授，見解不合，辭職他就。有不少同學，對之依依惜別。傅甚感動，願無酬為之教西洋哲學史，我亦曾往聽過。梁漱溟先生教學時，對留歐美學者之見解，常有批評，甚至對全校擁護之蔡校長的論“仁”，曾有嚴刻的評議。蔡先生給“仁”的定義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梁謂這種定義叫人無可批評，但其價值亦僅止於無可批評。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認為是曹雪芹描寫其家室與身世的一部小說。並批評蔡先生的考證，說：寶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謎，猶如有人猜“無邊落木蕭蕭下”為日字一般。蔡先生雖不同意梁、胡兩位的意見，但對他們的學問，非常讚許。故北大對學術研究，確是思想自由，但沒有統一的思想以成立一個派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