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本質上是儒商，其經營策略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以德治商”，對此徽商有自覺和內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識，注重這種無形資產的建立，湧現出一批“老字號”。徽商具有商業上的遠見，並不惑於眼前小利，將商譽看作商品價值的一部分，認為樹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並以此獲得顧客的充分信賴才是商業興旺發達的保證。徽商注重誠信，講求商業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機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誠待人”。清代婺源商人畢周通，曾接受鄰村故舊王某的存銀60餘兩。王某病死後，“人無知者”。但畢周通卻專立一個賬本，記其存銀的年月、利息。數年後，王某之子長大成人，畢周通便拿出賬簿，將王某的存款連本帶利一並奉還，聞者無不歎服。歙商吳南坡對誠信有明確認識，他說：“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正因為他把“信”作為營業的一條根本原則，所以贏得了四方顧客的信任，人們到市中買貨時，隻要看到上麵有坡公氏字樣的就買下來，甚至不去比較貨物的精粗長短，生意做得十分興隆。
徽商的成功，自然還有很多具體的商業上的策略，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包括采取靈活的資本運作方式，善於開拓市場，講究品牌效應等等。思想意識上，徽商強烈的同鄉觀念和宗族意識，聚族而賈的特征，族內的團結協作使徽商能憑借雄厚的整體實力擊敗其他商幫，形成對某一地區某一行業的壟斷。克勤克儉的生活作風也對徽商初期的資本積累起了重要作用。
幾乎是一個田園史詩般的過程，一群來自南方山區的貧苦農民積累起了這個國度中無人不豔羨的巨額財富，看不見衝天的火光，聞不見刺鼻的硝煙，隻是伴隨著鄉間朗朗的讀書聲，伴隨著晨曦裏淅瀝的雨聲。
真的如一場夢，徽商含辛茹苦幾個世紀創出的家業，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便灰飛煙滅，不知所終。這是一段離我們更近的曆史，打著這個民族恥辱的烙印，記錄著這個民族中一群特殊的人（或許依然可以稱他們為我們的商界精英），走盡了前輩鋪出的平坦大道，顫巍巍地行進在越來越坎坷險惡的道路上，一不留神，摔倒在泥漿裏，他們掙紮著想爬起來，無奈已是年老體衰，終於被曆史的車輪轟隆隆的從身上壓過：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壞船百又三十，焚及溺死者千又四百人。鹽船大火後，徽商一蹶不振。到了道光年間，鑒於鹽價奇高，兩淮地區鹽法改革，啟用鹽票，運銷分離，鹽商又遭重創。隨後的十餘年太平天國運動，富庶的江南萬木蕭瑟，冷月無聲。進入19世紀，機動船代替木帆船，海運代替河運，尤其津浦、滬寧、滬杭三鐵路開通，徽州和蘇揚一帶地緣位置內陸化，蘇商尚且在上海等開放口岸的輻射下轉向實業領域，生發了近代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家，而徽州商幫、新安豪強們因遠離外來現代化力量的撞擊而永遠成為曆史的記憶。
回顧徽商的興盛，我可以放縱自己的感情，盡情地享受昨日祖上的榮耀給我帶來的哪怕是片刻的歡悅，可是麵對著這段辛酸的衰亡史，為使這篇文章還能有那麼一點閱讀的價值，為使自己還有心情繼續寫下去，我不得不用更加理性的思考去把握曆史的脈搏，感受先人的心跳。
一、徽商的經營行業與封建政治勢力聯係緊密，缺乏較強的經營自主權，必然隨著官商結合市場的結束而衰落。鹽業是徽商的支柱行業，鹽商在清政府實行“綱鹽製”時，其所經營的鹽業是受政策保護最多的，他們憑借壟斷兩淮鹽引的特權，壟斷了鹽業經營，獲得了驚人的專賣財富。鹽引的數目、行鹽的區域都是國家規定了的，業鹽的過程也無時不與官府聯係，他們無法完全自主地從事購售活動，是與封建勢力聯係緊密的商幫。典當業是僅次於鹽業的厚利行業，這一行業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既無市場起伏之驚，又無旅途奔波之苦，是純粹的剝削食利行業。這種純粹靠剝削致富的行業之所以能興盛，與官府的支持和保護有密切的關係。在清朝前期典當業一直受到政府低稅政策的扶持。據後人統計，清乾嘉時期的當鋪每年隻繳稅銀5兩。這種經營行業所產生的依附性使徽商一旦失去政策庇護就無法保持昔日的雄風。徽商因依附封建勢力而富極一時，也隨著封建勢力的衰落而衰落。徽商長期的專賣之利使他們脫離了市場的調控，他們無法判斷市場發展的趨向。道光年間清政府在兩淮實行“改綱為票”的鹽法改革，從根本上取消了徽州鹽商在兩淮鹽業中的壟斷特權之後，徽州鹽商居然沒有一點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