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隻要看看魯迅平日的工作，平日的待人，你對魯迅的“小節”就會有深一層的理解。魯迅一生，可謂如牛負重，隻要與事業有利，魯迅就會不憚辛勞，不計犧牲，拚命全身心地去做。為青年朋友跑出版、看稿子、編刊物、校樣清樣，以至於累得半夜吐了血，也決無煩言。他的一個舊學生廖立峨自稱要追隨他，居然帶著自己的女朋友在他家裏吃住幾個月之久，最後還得要魯迅托人給他找到工作，且這工作薪金的一半是由魯迅支付，這才心有不甘地搬出去了。為人盡心到了這步田地，如果再因此反受對方譏諷，你會如何呢？他的另一位學生孫伏園與《晨報副刊》鬧翻，另辦《語絲》，魯迅傾力相助，終於使得《晨副》前來向孫伏園求和，而孫伏園得意地說：“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你想想，真誠相助卻無意間被人利用作了“炸藥”，你又會作何感想呢？還有高長虹們的先敬後恨，還有田漢們的以朋友自居，卻“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這樣的事多到了不可勝數的時候，任何一個甘於為他人犧牲任何一個極富犧牲精神的人，怕也不會心平如水吧，怕也會因此遇事要“想一想”吧，錢玄同批評魯迅有三個缺點：多疑、輕信，遷怒。其實，輕信應該放在第一位。魯迅表麵看起來很冷峻，其實內心卻極為熱誠，正因為對人對事不承認大多數人承認的世之標準而是抱以極大的好的希望、期待、信任並因此用一種極高的標準對之進行要求，所以才會更感受傷與失望吧。魯迅永遠是一個文學氣質很濃的人，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他永遠是一個不會如一個政治家那樣從政治利益出發而解釋、看待人之變遷，所以，看到朋友落伍，他才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用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來敷衍了事，而會激憤，痛心。這種受傷與失望，激憤與痛心，潛移默化，積累到一定能量，就會在一定場合爆發出來，世人不會上溯其源，又沒有能力解其深刻，遂以多疑、善怒、脾氣大冠之，可哀可歎。
對魯迅的這種“小節”，世人還往往忽略了兩點，一是魯迅的敏銳與犀利，常能感常人所不能感，發常人所不能發，如魯迅所說：“我總覺得我也許有病，神經過敏，所以凡看一件事，雖然對方說是全都打開了，而我往往還以為內有什麼東西在手巾或袖子裏藏著，但卻往往不幸而中，豈不哀哉”。讀魯迅這段話，常常讓人想到魯迅的《狂人日記》。世人看不到日常行為下正常形態下掩蓋的不正常，及至魯迅挑明，乃攻擊魯迅“有病，神經過敏”，其命運正與狂人相同。
還有一點，魯迅的這種“小節”固多，但毫不影響魯迅對朋友們“取其大”的支持。他一方麵對自己成為孫伏園“被用的器具之一”深感不滿，但也仍然同時依舊讓孫伏園所用：“從我這裏隻要能做的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吧。”他一方麵大不滿意莽原社的朋友對他：“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一方麵還是繼續為莽原社提供稿件以作支持。他一方麵對周揚這位隻知拿皮鞭責人做工的總管頗有惡言，一方麵也仍然努力作工，共同對敵，雖然為此“深以為苦”。隻看到魯迅的這種“小節”，既不能上溯其源，又忽視魯迅在這“小節”之後的努力，對魯迅實在是大不公平。
如果加以細細地辨析，我們可以發現，真正能夠與魯迅構成私人友情的人，是那些在政治大是大非麵前清楚，但與魯迅政治觀點有一定距離與政治態勢保持相對距離又不屬於任何社會勢力的人，如許壽裳。許壽裳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中，當章士釗罷免魯迅教育部僉事職務時，毅然辭去自己在教育部的職務以示抗議；在1927廣州“4.15事變”中，與魯迅共進退，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在政治動亂中，大節不虧。但相對說來，許壽裳與中國政壇的各種風波相距較遠，與魯迅的戰士風骨也大異其趣，因之，不會與魯迅形成政治思想方麵的衝突，這樣的一種關係，使他能與魯迅從留學日本時代起，雖曆經各種政壇、文壇風波，但卻能保持終生的密切的私人情誼。如果他也如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人成為某種政治文化思潮中人，那麼，由於政治文化思潮的激烈，密切的私人情誼遲早都會受到衝擊，從而使朋友之誼更多帶有社會的色彩而減少了私人的成分。魯迅與瞿秋白、馮雪峰的友誼曆來為人稱道，但相對說來，也仍然不及魯迅與許壽裳的私人情誼密切，原因同上。魯迅在和馮雪峰聊天時，曾用玩笑式的語氣說：“你們來了，還不是先殺掉我？”雖為玩笑，但於此也可略見一斑。
曹聚仁在評價魯迅時曾說過：魯迅一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樣的評價，其實也是同樣適用於魯迅與朋友的關係的。
執著於生命存在的李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