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晦翻譯莎士比亞的《雅典人台滿》卻是一鼓作氣完成的。楊晦翻譯時，依據的是克萊格（W.J.Craig）編的《莎士比亞全集》，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參考了牛津版的《莎士比亞詞彙》。1944年10月，譯作由重慶新地出版社出版。譯作前有楊晦寫的長達一萬四千餘字的譯序，後收入《楊晦文學論集》，題為《莎士比亞的〈雅典人台滿〉》。在序言裏，楊晦采用了社會－曆史批評的方法，對莎士比亞的經曆和當時英國社會的狀況作了分析。楊晦認為這部作品恰恰是“莎士比亞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東西”③，要了解莎士比亞和他的時代社會，都必須研究《雅典人台滿》。莎士比亞的偉大就表現在，他預先向人類告知了“黃金的悲劇”。這個觀點在當時的戲劇界和批評界無異於空穀足音！楊晦的這篇批評文章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曆史主義莎士比亞論。有人認為，楊晦關於莎劇《雅典的泰門》的評論文章很有價值，“該文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莎士比亞劇作，是40年代中國莎評的重要論文”①。在戲劇創作上，楊晦喜用北京的方言俚語，非常符合劇中人物的身份，具有較強的表現力。這種語言技巧也被用於他的戲劇翻譯上，使得譯作也帶上了某種獨特的“色彩”。楊譯本的出版要比朱生豪的譯本早三年，大概可以斷定，楊譯《雅典人台滿》是較早麵世的完整中譯本，其附在劇作前後的譯序和譯後記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該劇進行社會曆史評論，也進一步擴大了譯著在學界的影響。
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楊晦雖然算不上什麼重量級的翻譯名家，但他所從事的翻譯活動卻是不可被忽略的。楊晦思想敏銳，眼光獨到，在種種社會現實的推動下，他果敢先行，挑燈苦譯，完成了幾部可圈可點的譯著，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翻譯界的諸多空白，這在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具有一種拓荒意義。盡管現在人們閱讀這些作品時不會選擇尚不夠完善的最早譯本，就像有了電燈而對蠟燭棄之不用一樣，但是，在那個社會遽變、思想亟轉的特殊年代，人們對域外文學精神之光的希冀是非常急迫的，而譯者也顧不上對作品進行細細的推敲打磨。但是，正是這些不太完善的譯作，不僅滋養了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精神和心靈，而且還為後來從事文學翻譯的人提供了方向和路標。這一點，是我們不能輕易忘卻的。
二現實主義批評
20世紀40年代，楊晦是以“民主教授”與理論批評家的雙重身份躋身學術界的。早在抗戰時期，楊晦就開始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事實上，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隻是眾多理論思潮中的一種，而且尚未被意識形態化，因此對知識分子並不具有束縛力。楊晦在這個時期主動選擇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因為嚴峻社會形勢的影響，同時也顯示了他的學術眼光與理論勇氣。這個時期，楊晦的譯事與批評同步進行，作品翻譯之後就對其進行評論，二者相得益彰。作為一個批評家，楊晦的視野是廣闊的，他評論的作家作品兼涉古今中西，尤其是對中國文壇頗有影響的作家，楊晦更是認真對待。從他的批評理路和價值取向中不難發現，楊晦並沒有對中外名家名作進行全息性的論析，而是重點鎖定作品的社會曆史維度進行深度刨掘，因此，無論是莎士比亞、羅曼·羅蘭、梅特林克、高爾基、屠格涅夫、左拉、笛福等世界名家，還是中國的曹禺、沙汀等新銳作家，楊晦都基本上依照同樣的思路進行評價和定位。從批評的話語中可以見出楊晦對文藝社會功能價值的急切訴求以及對作家社會責任擔當的強烈期望。現在來看，這樣做的結果是利弊參半的。其利表現在，批評家能夠喚醒並激發作家的現實感和使命感，促使其創作出反映現實問題且具有曆史深度的經典作品。但弊端在於，這種純社會學的視角遮蔽了文藝批評的其他維度，尤其是審美維度。這使得批評在追求深刻的同時很容易滑向片麵，縮小了自己的回旋餘地。
最能集中體現楊晦現代文學批評實績的是他寫於1944年的評論長文—《曹禺論》①。在這篇長達三萬多字的文章裏，楊晦全麵深入地評述了曹禺的六部劇作（實際上是五部，因為曹禺的《家》是改編之作，楊晦沒有評論，隻是一筆帶過），並以一種嚴正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對其創作道路的曲折走向、劇作藝術技巧的探索等問題展開了充分而細致的考察批評。楊晦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文章分為八個部分。第一，整體描繪曹禺十年來劇作藝術發展的道路；第二，結合曹禺的受教育背景，特別是當時北平文藝界的崇洋心理，分析曹禺藝術缺陷的原因；第三，從曹禺劇作的篇幅、時間地點問題的處理等方麵探析曹禺的社會思想對藝術見解的影響；第四，分析《雷雨》的缺陷，著重評價該劇的序幕與尾聲；第五，討論《日出》的現實主義成就，兼及微小的失誤；第六，重點批評《原野》的失敗；第七，分析《蛻變》，認為這是曹禺最徹底真實的進步；第八，分析《北京人》，指出該劇的藝術失誤，最後總結全文。楊晦的這篇文章發表後，馬上引起了另一位批評家呂熒的激烈批駁。呂熒在《內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評楊晦的〈曹禺論〉》①這篇文章裏，從曹禺劇作的主題、曹禺劇作的發展道路、作家的思想和藝術的關係、批評的形式主義等方麵對楊晦的《曹禺論》展開了逐一的分析駁斥。在呂熒看來，楊晦對曹禺單篇劇作的認識是唯形式的，因此對於曹禺整個劇作發展的曆程的理解以及劇作道路的評論也是唯形式的。現在回過頭來細讀這篇在當時就引起爭論的批評文章，其中確實有一些理論的褊狹和失當之處。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以一種同情的態度深入到批評家的現實情境和內心世界，我們自然不難發現它的可貴之處，也許更重要的是，“從中可看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和藝術膽識的批評家思考文學與現實社會關係問題時‘不從眾’的個性特征，和他後來的現實主義思想走向的一些信息”②。因此，筆者更願意把這種理論的褊狹理解為一種對於現實主義的執著，而且，這種執著一直保持到他隨後的文藝理論觀念的建構，以及晚年對中國古代學術問題的思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