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經驗與小說的“抗拍性”—嚴歌苓《陸犯焉識》的敘事藝術
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於2011年推出了長篇力作《陸犯焉識》①，位列中國小說學會2011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榜首。按她自己的說法，這是一部寫得最辛苦，也最為“較勁”的作品。②原因有幾個方麵，一是她多年來就縈懷於對自己的家族史尤其是祖父的多譎人生與坎坷心路的探尋，但一直不敢下筆，父親及姑姑的期望和督促讓她最終下定決心寫出來。為此，她做了許多功課，走訪與祖父同輩的親戚朋友，了解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社會狀況，又通過美國國會圖書館借出其祖父當年的博士和碩士論文，了解祖父的學術思想和人文情懷。同時又到青海勞改犯監獄進行實地考察，為小說的寫作積累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和生活體驗。此前，嚴歌苓推出過《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代表作品，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因此，評論界將嚴歌苓定位為擅長寫女性的女作家。她覺得很有必要糾正這一判斷，她要證明自己首先是“作家”，而不是專寫女人的“女作家”，在塑造男主人公方麵也很成功。所以，《陸犯焉識》的主人公就是男性。有人將這部作品看做是嚴歌苓“顛覆性轉型之作”，這一表述實際上有點過，恰恰稀釋了對嚴歌苓的褒揚和肯定。一個真正的作家關注的應該是整體意義上的“人”，性別隻是其切入的一個角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歌苓的寫作並沒有“轉型”，也談不上對以前的一種“顛覆”。因為她完成的恰恰就是她早就要去做和實現的事情。當然，嚴歌苓要實現這一目標，肯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這就是她所說的“較勁”。第三個原因是，長期旅居國外處於邊緣地位的嚴歌苓對漢字和純文學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盡管她的作品先後都被搬上銀幕，她也不排斥這樣做，但她還是對自己的作品有一種價值定位，那就是要有較強的“抗拍性”，《陸犯焉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毫無疑問，影視和文學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對於文學而言，影視是雙刃劍，一方麵可以幫助作家宣傳這個作品，另一方麵又避免不了遺漏和誤讀。嚴歌苓寫《陸犯焉識》就是想讓這個作品無法被改編成影視，她希望這本書“從故事、人物、文學性，唯一的版本隻可能是文字的版本”①。換句話說，這部作品隻適合（閱）讀，不適合（觀）看。那麼，這部長篇小說的“抗拍性”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一時間的“寄生”術
大概作家最擅長寫的還是他們記憶深處的東西，比如童年或年少時期的經曆。所以，作家多諳熟懷舊式書寫。與此相對應，其作品最合適的讀者應該是他們的同代人，因為隻有同代人才具備類似的社會遭際和人生體驗。但作家顯然不能滿足於此，他們的目標應該是讓盡可能多的讀者群體進入他們的作品。這裏所說的多不是數量上的，主要是指讀者類別上的。比如，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如何感動80後、90後甚至將來更年輕的一代代讀者，而不僅僅是局限於與自己經曆相仿的那一兩代人？當然，也許有的作家在創作的時候壓根兒就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寫作行為本身就是抵抗時間的侵襲以達到不朽的一種方式，特別是那些經典作品，布魯姆說，經典是“文學的記憶的藝術”①，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希望他們的作品“朝花夕拾”。因此，作家會不自覺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提煉出“超時間”的因素，以使其呈現出某些“經典性”，包括深厚的思想意蘊、豐富的人性內涵、精湛的藝術功夫、更多的闡釋空間等等。這些都是文學經典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超時間性”。②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就是這樣一部具有“超時間性”的長篇佳作。
嚴歌苓在與北大學生交流這部作品時說：“我現在寫的是什麼？寫的是1989年以前的中國，那是我最有經驗的一段，最有發言權，而且這個發言權看起來比較權威。現在寫你們的生活，你們都可以寫得比我好，我不敢寫，我沒有發言權，我沒有在你們的群體裏結結實實的生活過，所以我不敢寫。”③這段話可能真的不是作者自謙，因為小說中的“故事時間”是從1925年到1990年，這幾乎涵蓋了主人公陸焉識的一生。嚴歌苓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對此後三十年間中國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無疑是非常熟悉的，早年她又參了軍，積累了大量的軍旅生活經驗。但她對20世紀初到50年代之間的那段時間則完全沒有自己的體驗，隻能依靠前輩人的講述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去重新建構，這也可能是作者很長時間不敢動筆的原因。陸焉識這個人物形象是以嚴歌苓的祖父嚴恩春為原型的，但作者本人並沒有見過他，從長輩的言談中得知，祖父是一個很神秘的人，他16歲就大學畢業，20歲留學美國，25歲獲得了博士學位，40歲自殺離世。為了讓陸焉識這個形象更加真實豐滿，她又在主人公身上加進了父親的影子，還有一個與祖父同時代後來被錯劃為曆史反革命的長輩親戚的故事，甚至還揉進了嚴歌苓自己的東西。因為在嚴歌苓看來，祖父的性情氣質、文化操守以及對自由與情感的體驗和思考都經由父親延續到自己身上了。嚴歌苓說，僅憑她對祖父的一些零星了解，無法寫出一部紀實性的家族史①，隻能用文學的方式去記錄。但是，即便是用文學的方式去講述自己的百年家族史，也會遇到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時間”。因為，在作家這裏，存在著兩段時間，一段是有記憶的，可以被提取的；另一段是無記憶的，無法被提取的。蘇珊·朗格認為，文學（尤其是敘事體文學）所表現的多半是過去時間，它以記憶的方式得以呈現。“但是，文學從中產生的過去包含著一個實際的個人曆史所沒有的統一性，因為我們所承受的過去並非完全是經驗性的。……我們關於過去的感覺也是從混雜著其他要素（想象和推測）的記憶中得來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