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蘭尼（1975）曾說，十八世紀的圈地運動使得一批農民無家可歸，絕望中的他們被迫成為了世界上第一批產業工人階級。圈地對人類群體和自然生態係統來說是一大悲劇。如今英格蘭的森林麵積和野生生物數量在歐洲所有地區中是最少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圈地有關。在歐洲平原上，對公用地的接管大概也始於五百年前，但歐洲仍有三分之一的用地未被私有化。瑞典仍保留公用地運作模式的法律，允許公民進入私人農場采摘草莓或蘑菇，允許人們步行穿過私人領地，允許他們在農場主視線以外的地方野營露宿。然而，以前的大部分公用地如今都在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掌控之下。
在日本，公用地模式仍留存可見。有些農村由於地處狹長河穀地帶，稻穀就種植在穀底的稻田裏，而菜地和園藝場則開墾於稍高的地段。河穀上方草木叢生的山丘就是公用地，日語叫作iriai，含“共同進入”之意。鄰村之間通常以山脊線為界。在位於京都轄區內的比睿山的斜坡上，在橫川偏遠的天台宗禪修寺廟之北，我碰巧遇到了大原村的男男女女們，他們捆著一堆細條樹枝準備用來當柴火。這些人隻①埃平森林（EppingForest）：英格蘭東南原皇家狩獵區，位於倫敦東北，現為一公園。——譯者注生活在自己村莊的土地上，而日本山林的最深處是任何村莊都無法利用的地方。在早期封建社會裏，這些森林仍被存餘的狩獵民族所占領，他們或許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的一些混血幸存者。後來，一部分荒地收歸政府所有，冠以“帝國森林”之名。到十三世紀，英格蘭境內的熊早已絕種，但在日本偏遠的山林裏，甚至偶爾在京都的北部，仍可發現熊的蹤跡。
在中國，主要由村委會管理山地，中央政府隻負責收稅。稅收以實物形式收取，土特產尤被珍視。受金錢的驅使，他們不僅收取稻米、原木和蠶絲，而且收購翠鳥羽毛、麝香鹿腺、犀牛皮和其他一些來自山林溪流地區的奇珍異寶。村委會可能也曾製止過度開采當地資源，但是一旦濫伐森林觸及他們的地盤時（十四世紀似乎是中國中心地帶森林的轉折點），村土地管理機構就土崩瓦解了。從曆史上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來自中心經濟地區的企業家，他們對公用地的掠奪導致了荒野和耕地的退化。有時，冠冕堂皇的理由的確能夠殺掉下蛋的金鵝，因為投資商可以把迅速賺來的錢再投資到其他地方，以此獲得更高的回報。
在美國，就在歐裔入侵者強力驅趕土著居民離開其傳統公用地時，土地大門也隨之為殖民者打開。然而，在幹旱荒蕪的西部，大片的土地從來就是荒無人煙，更談不上土地專有權了。曾經熟知並摯愛白色沙漠和青色山嶺的土著居民如今要麼被遣散，要麼被限製住在保留地，而初來乍到的居民（礦工和一些牧場工人）對這些土地既沒有管理意識也沒有管理知識。事實上，大麵積地區屬於公共領域。林務局、公園管理處和土地管理局紛紛成立，對這些用地加以管理。（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同類用地被稱作“官地”，這反映了英國統治者試圖從人民手裏搶奪公用地的曆史。）如今，在美國西部，人們若談論“山艾反抗運動”①，聽起來就像是他們在為恢複公用地歸地方管理而勞心勞力。事實上，山艾反抗者們還須更加了解這個地方。相對而言，他們仍是新來者，其目的不是為了管理而是為了發展。很多西部人開始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們並不讚成私有化，而是希望可以更好地管理牧地和更多地保護荒野。
歐洲和亞洲的環境曆史似乎暗示著人們對公用地的管理最好以地方管理為基礎。古代，對地中海盆地森林的砍伐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嚴重後果，這是憑暴力濫用公用地的一個極端例子，因為當局強製性地把經營權從當地村民手中搶走了（瑟古德，1981）。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情形正好相反。真正的當地人亦即美國土著居民，被大批殺害，意誌消沉，而新來的居民卻都是些冒險家和企業家。若不是有聯邦當局管理人員在場，這些侵入者、放牛仔和木材大亨們定會大顯身手、放肆掠奪。大約從一九六年開始，局勢再一次發生轉變：那些曾從事土地保護的中介機構逐漸淪落為采掘業的幫凶，而那些剛開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本地人的人，則向環境組織尋求援助，且自願加入保護公共土地的運動。
破壞行為向世界範圍擴張並“圍圈”公用地與當地居民住處。由①山艾反抗運動（sagebrushrebellion）：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國西部各州掀起的運動，意在迫使美國聯邦政府同意由各州管理公共土地。——譯者注於那些跨國伐木集團與政府當局沆瀣一氣，居住在熱帶地區的村民和部落成員隻好被迫背井離鄉。驅逐當地人屢試不爽的陳詞濫調莫過於宣稱部落共有森林要麼是私有財產，要麼是公共領地。公用地被占之後，村民們必須在采伐公司的商店裏購買能源、木材和藥品，他們變得一貧如洗。這就是被伊凡·伊裏奇稱作“五百年對抗生計戰爭”的一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