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界對包括世界文學在內的文學經典，有一個再確認的過程，曾經被否定的世界文學經典重新被認同。80年代初期，世界文學名著被讀者狂熱購買的場景今天仍然曆曆在目。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知識，還是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遺產，世界文學顯然潛移默化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文學創作。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主流的創作中，看得更清楚。
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對家鄉密西西比河鄉村生活的描摹，意大利小說家維爾加對故鄉西西裏島鄉村底層生活的敘述，福克納對美國南方風情畫般的描繪，俄羅斯小說家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等對俄羅斯廣闊的草原、森林和鄉村生活的由衷讚美，以及拉美“爆炸文學”對古老的民族傳統和神秘地域的神奇記載等，都給當代中國作家以啟示或靈感。莫言說：“從80年代開始，翻譯過來的西方作品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一代作家產生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如果一個50歲左右的作家，說他的創作沒受任何外國作家的影響，我認為他的說法是不誠實的……甚至說沒有他們這種作品外來的刺激，也不可能激活我的故鄉小說”；“我們這一代作家誰能說他沒有受到過馬爾克斯的影響？我的小說在86、87、88年這幾年裏麵，甚至可以說明顯是對馬爾克斯小說的模仿”。（新浪網：《著名作家莫言做客新浪網訪談實錄》）批評家朱大可在揭示這一現象的同時，也措辭嚴厲地批評說：“‘馬爾克斯語法’對中國文學的滲透，卻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長期以來，馬爾克斯扮演了中國作家的話語導師……對於許多中國作家而言，馬爾克斯不僅是無法逾越的障礙，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馬爾克斯的噩夢》，載《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6期）無論如何，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主流文學的關係就這樣纏繞在一起。
中國本土鄉村敘述的傳統和世界文學對鄉土文化的描摹，改變了作為中國主流文學的“農村題材”的整體麵貌：血腥的暴力退出了文學敘事，代之而起的是對中國鄉村曆史多重性的發現；民眾崇拜不見了，意外被發現的是鄉村身份和精神的危機；詩意的家園不見了，那個誕生中國革命主體力量的所在，在精神上幾乎還是蠻荒之地。90年代以來，先後發表的《白鹿原》《羊的門》《萬物花開》《醜行或浪漫》《受活》《白豆》《我的生活質量》《婦女閑聊錄》《笨花》《上塘書》《秦腔》《空山》《吉寬的馬車》《湖光山色》《白紙門》《高興》《一句頂一萬句》等長篇小說，構成了中國當下“新鄉土文學”的嶄新圖景。這一轉向，使中國主流文學的麵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對鄉村中國“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發現；一是鄉村敘事整體性的破碎。
所謂“超穩定文化結構”，是指在中國鄉村社會一直延續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係、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雖世風代變，政治文化符號在表麵上也流行於農村不同的時段，這些政治文化符號的變化告知著我們時代風雲的演變。但我們同樣被告知的還有，無論政治文化怎樣變化，鄉土中國積澱的超穩定文化結構並不因此改變。它依然頑強地緩慢流淌。政治文化沒有取代鄉土文化。鐵凝的《笨花》是一部書寫鄉村曆史的小說。小說敘述了笨花村從清末民初一直到40年代中期抗戰結束的曆史演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民族的曆史演變更像是一個虛擬的背景，而笨花村的曆史則是具體可感、鮮活生動的。因此可以說，《笨花》是回望曆史的一部小說，但它是在國家民族曆史背景下講述的民間故事，是一部“大敘事”和“小敘事”相互交織融彙的小說，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對“整體性”的逆向寫作。《笨花》是一部既表達了家國之戀也表達了鄉村自由的小說。家國之戀是通過向喜和他的兒女並不張揚、但卻極其悲壯的方式展現的；鄉村自由是通過笨花村那種“超穩定”的鄉風鄉俗表現的。因此，這是一部國家民族曆史背景下的民間傳奇，是一部在宏大敘事的框架內鑲嵌的民間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鐵凝這一探索的有效性，為中國鄉村的曆史敘事帶來了新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