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並不是說傳統的文學秩序和審美觀念就徹底地走向崩落。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它依然會存在，隻是它作為文學“立法者”的合法性地位將被無情地取代。不正視這種趨勢顯然是不可能的。試想，當一代又一代媒介文化的受眾成長起來，當一代又一代習慣於影像欣賞和快餐閱讀的讀者成為社會的主流，由紙質媒介所承載的文字所需要的靜態化、理性化的接受方式，必然會越來越受到冷遇。波茲曼就認為，“在18世紀和19世紀，印刷術賦予智力一個新的定義，這個定義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先後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理性時代和印刷文化並存，並不是什麼巧合。印刷術的傳播點燃了人們的希望，至少人們可以理解、預測和控製這個世界以及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奧秘。”為此，波茲曼將印刷時代命名為“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所有成熟話語所擁有的特征，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揚光大：富有邏輯的複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波茲曼從公共話語的角度，明確地肯定了印刷文化對人類主體意識的張揚作用，尤其是對人類精神中的邏輯力量、秩序感以及客觀性的支撐作用。
事實上，我們現在所遵循的文學秩序和審美價值譜係，正是印刷文化所帶來的理性化產物。印刷文化不僅催生了啟蒙運動，還使整個知識分子在自律化的層麵上奠定了自身的“立法”身份。齊格蒙·鮑曼就認為，“知識分子”一詞是用來指稱一個由不同的專業人士所構建的集合體，其中包括小說家、詩人、藝術家、新聞記者、科學家和其他一些公眾人物。這些“文化精英分子對於改造他人思想的這種傳教士般的狂熱，與其說是來源於他們未加批判的對人的無限的完滿性的信仰，不如說是從自己在對其他群體（不是對他們自己）的訓誡、操練、教育、療治、懲罰和感化作用的體驗中，塑造了人類本性的可塑性觀念，塑造了人類本性可以接受社會的鑄造和改造的思想。”知識分子的這種努力，不僅彰顯了精英文化的權威地位，也使其本身逐漸成為真理、道德價值和審美判斷這三者的集合體和代表。
但是，信息時代的崛起，卻迅速改變了人類對理性王國的尊崇。“理性王國其實從來都意味著它的代言人的統治。現在這種統治變得愈來愈遙遠，愈來愈少可能性”（鮑曼語）。這種“理性王國”的破滅，直接導致了精英文化迅速失去了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並由大眾文化取而代之。所謂“大眾文化”，主要是指在現代工業社會產生、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種反精英文化。它是通過全球化的現代媒介（特別是電子媒介）為介質，進行大批量生產的一種當代文化形態，是由消費意識形態來籌劃、引導大眾的，采取時尚化運作方式的當代文化消費形態。商業性、流行性、娛樂性和普及性可以說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眾文化，不僅出現了“大話西遊”、“Q版語文”，還出現了“芙蓉姐姐”、“木子美”等等，呈現出鮮明的反智主義特征。他們以一種反權威、反中心的思維，消解了一切精英文化的價值，所以，即使我們的文學專家們仍然致力於“立法”的目標，也很難受到人們的集體認同，相反卻常常成為反諷和嘲解的對象。
由傳統印刷文化所構築起來的文學“合法性”的危機，一方麵源於知識分子“理性王國”的破滅，使文學創作所依托的自律性價值體係正在受到質疑和解構；另一方麵源於大眾文化的崛起，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態——這一點，正是媒介時代精心製造的文化景觀。因為現代媒介所秉持的信念就是自由、開放和平等，它從根本上解決了話語權的重新分配，使每一個社會的人都擁有自身的審美訴求和文化選擇，而且每一個人在邏輯上和心理上都開始自己賦予自己以正當性，由此形成了哈貝馬斯所說的“合法性的危機”。
“合法性”的危機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立法權威，使我們恪守的文學秩序和審美觀念失去了必要的“位所”。鮑曼就說道：“審美判斷的有效性依賴於它所誕生的‘位所’（site），權威性是屬於這個位所的；這個陷於疑問中的權威，並不是這個位所的‘天然的’、不可剝奪的財產，而是隨著這個位所的位置的變化而變化，這個位所則是處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結構當中；傳統上的由美學家——藝術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專家——保藏這個位所的權威性，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這種傳統精英文學“位所”的消失，直接導致了他們在話語發布上的影響力，所以，“在藝術專家看來，用傳統方式表述的審美判斷（所謂傳統方式，既關涉到知識的既定內容，亦關涉到既定程序，此兩者體現為自我繁衍的話語及其特權成員），顯然沒有能力起著一種自我論證的作用，從而重新導致了一種混亂狀況。在本質上，這種混亂是一種我們無法預知、無法改變、無法控製的事態。”麵對這種看似多元、實則無序的混亂現實，人們開始用“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來對其進行描述，以示區別於現代主義所強調的高度理性化、秩序化的文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