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十七年”兒童文學創作最值得人警醒的一點還是如何避免淪為政治的附庸，避免從“教化”走向“教訓”。這一時期的作品以革命曆史題材和校園題材為主。這些作品的主旨通常是對少年兒童進行革命理想和愛國主義、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對他們身上的缺點（通常連兒童的好奇、好動等天性也視為缺點）進行委婉的批評，通過批評—幫助—克服這樣一個過程，最終使小主人公實現“進步”。這樣的作品容易流於簡單化、概念化。而“左”的思潮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經開始幹擾兒童文學創作，以至於兒童文學的教育性走向了極端化和絕對化，成為政治說教。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一文中，尖銳地指出當時某些作品“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幹巴巴”。
向著“文學性”和“兒童性”複歸
“文革”中，隻有極少數的作家創作出了優秀的作品，最突出的就是李心田的革命曆史題材中篇兒童小說《閃閃的紅星》。總體來說，這個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乏善可陳。隨著十年動亂的結束，中國兒童文學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新時期成為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成就最大、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
1978年10月，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江西廬山召開，隨後《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努力做好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和出版工作》的社論。備受鼓舞的兒童文學界在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上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向著“文學性”和“兒童性”複歸。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兒童文學理論上眾聲喧嘩、創作上佳作迭出的年代，其中短篇小說創作尤為突出。作家們在不同領域裏激情滿懷地開疆拓土，以開放包容的胸襟接受西方文藝思潮的洗禮和熏陶，以“尋根”的心態回望中國傳統文化，懷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理想探索少年兒童的精神世界，探求人類童年文化的底蘊，把中國兒童文學推向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在題材、體裁、主題、藝術手法等方麵均有不小的突破。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整個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最強音是曹文軒發出的：“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這是“教化”這一理念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新的時代表述。這種理念的最直接推動力是十年“文革”後中國和西方在經濟、文化上所麵臨的巨大差異。兒童文學作家們麵臨著和“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相似的精神困境，對於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巨大焦灼，使他們開始探索究竟少年兒童具備什麼樣的性格，才能使我們的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80年代的兒童文學作品向人們表明：它喜歡堅韌的，精明的，雄辯的孩子。它不希望我們的民族在世界麵前是一個溫順的，猥瑣的，老實厚道的形象。它希望讓全世界看到，中華民族是開朗的，充滿生氣的，強悍的，渾身透著靈氣和英氣的”（曹文軒《覺醒、嬗變、困惑：兒童文學》）。顯然，對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渴望已經超越了對“兒童”作為一個具有血肉之軀的個體的關注。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表情是批判的犀利和反思的深沉。兒童文學作家們把矛頭指向“左”的政治思潮，指向落後的愚昧的觀念，指向虛偽的成人世界，指向僵化的學校教育，指向中華民族積澱了幾千年的文化性格；而這一切對立的勢力都是扭曲了、壓抑了“兒童”的心靈和性格的罪魁禍首，正是這一切使那個原本“開朗的充滿生氣的強悍的”“兒童”變成了“溫順的，猥瑣的”孩子。所以他們要撥雲見日，“尋找小小男子漢”，還這個“兒童”以充滿陽剛之氣的本來麵目。《班主任》《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我要我的雕刻刀》《三色圓珠筆》《尋找回來的世界》《第三軍團》以及沈石溪風格硬朗的“動物小說”和劉先平充滿探險意味的“大自然文學”……無不以一種粗獷而野性的力量重新雕塑著“兒童”的靈魂，以使這個“兒童”能夠有能力負擔起複興民族大業的重任。孫雲曉於20世紀90年代初創作的報告文學《夏令營中的較量》，將中國獨生子女的脆弱和日本孩子的強悍作鮮明對比，正好擊中了中國人的隱憂，因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這一現象恰好說明，這一創作理念能夠在兒童文學界和讀者中一呼百應，決不是偶然的，它的轟動效應是和整個時代的情緒和期待完全契合的。
新時期以來寬鬆、包容的創作環境，也讓其它各種藝術流派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以鄭淵潔為代表的“熱鬧派”童話得到了廣大小讀者的肯定，高洪波提倡的“快樂文學”以及他在兒童詩裏對幽默、詼諧藝術元素的應用，在這個時期都表現得相當搶眼。他們投射到孩子身上的目光，視線已經下移，從俯視到平視——把孩子當成朋友，去掉那些功利性的說教，解放孩子的天性、想像力，給孩子們帶來輕鬆、快樂的笑聲。這道下移的視線預示了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和創作觀念的轉變，它在這個季節裏成長、壯大，必將在下一季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