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沛
1978年，我14歲。
這年我初中畢業，夏天參加了兩場考試。一場是畢業會考，一場是參加中等專科學校的招生考試。後者非常之重要，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一次跳出“農門”的機會。我們班有幾個同學上線，我是其中之一。但由於體檢不合格，結果我沒有被錄取。鎮子裏有個知青，我的遠房表叔，大我7歲，剛訂婚，又考上了一個鐵路係統的中專，可謂雙喜臨門，走路那樣子腳底像裝了彈簧連蹦帶跳。他離開小鎮時送了我三本書，是馮夢龍的“三言”選本。我問他：這書有啥好看的？他說：你看了就知道了，裏麵有很多夢想成真的好故事。
我隻看了第一《賣油郎獨占花魁》，沒看出有啥好看的來。這首先是因為我年少，對情事之類懵懂無知；其次可想而知，當時的心境盡管談不上破碎，一點點折痕總還是有的吧，像一張揉皺的紙，再把它展開，已不是原來的樣子。抬頭看看天上的雲，也覺得比埋頭讀書來得有滋味。
提到讀書，說來慚愧，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之前，我們這代人幾乎是半文盲。天下考試一大抄。即便是抄，也指鹿為馬，比如把“紅小兵給老大娘送傘來了”，寫成“紅小兵給老大娘送命來了”。遇到需要稍稍動點腦筋的問題，我們更是沒轍。一次數學測試，有一道再簡單不過的題目：A與A/2的大小關係？我們全都想當然A大，就像父親當然比兒子大一樣。記得那次成績最好的是我，也就得了個16分。
1978年春天，我們就這樣傻裏傻氣地進入了初中最後一個學期的學習。其實，我們老師的水平也不怎麼樣。剛入初中時，教語文的班主任就很粗心地把一個很清秀、很靦腆的女同學，名字叫“徐麥芝”的，生生念成“徐表芝”，引得滿堂哄笑。從此，徐麥芝就在同學們各種各樣的笑——嘲笑、壞笑、訕笑、冷笑、甚至是皮笑肉不笑中，抬不起頭來，終至失學。去年，我跟她在街頭意外邂逅，說起往事，體積已達“航母級”的她大笑不止，並告訴我她已做了奶奶，正享著天倫之樂呢。我一愣，時光之倏忽，竟令人悚栗！
會考、中考在即，老師和同學們都懂得急起直追是什麼意思。校長特意書寫了幾句話貼在我們的教室裏，以示激勵，那就是保爾·柯察金在憑吊女戰友娃蓮的墓地時所說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人的生命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而且要求每天上第一節課時，我們都要起立齊聲朗誦這段話，其熱切之氣象類似於今天“我要發財”的非法傳銷集會。
因為學習基礎太差，最終隻有幾個同學如願跨進中專門檻。1978年秋季開學時，我則悻悻地去了離家十幾裏地的白地市中學報名。學校是一所匆忙建成的區屬高中，設施簡陋，條件艱苦。更糟的是，它坐落在半山腰上，背後有一大片亂墳崗子，從學生宿舍的後窗一眼望去，甚是磣人。好幾次在下晚自習回寢室的路上，我們都看到了一種十分刁詭的景況：天上閃星光，山上閃鬼火。曾聽母親說：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我想那星光和鬼火，是不是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相互聯係的某種神秘信號呢？不管化學老師怎樣跟我們解釋，這完全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跟人鬼無關，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仍然心有餘悸。
到了周末，大部分人回了家，而留守宿舍的學生，頭可就大了，惴惴不安，人人自危。尤其是女生宿舍，半夜不時有驚恐莫名的銳利之音傳播。校方隻得派出兩位年輕的男教師值班守夜。這一守才兩星期，就守出一條緋聞：其中一位教生物的老師，直接把課上到一個女生的床上。她是畢業班的插班生，年紀與我那個考上中專的表叔差不多，也是知青，還是黨員，因上山下鄉耽擱了學業，剛回校園，一心想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發誓要考上名校，卻鬧出了這等糗事。書自然是讀不下去了，隻好卷鋪蓋走人。不少老師搖頭歎息：鬼鬧的，鬼鬧的。真是鬼迷心竅呐。
開學三個月，已是初冬，周末終於輪到我守寢室。我的膽子在同學們中間算大的了，這得益於兒時的體驗和曆練。我的兩個姐姐都在外地工作，結婚生子。母親就一直從這家到那家給她們帶孩子，好幾年在外忙碌。父親是磚瓦場的場長，也是場裏經驗最豐富的窯工，常晝夜燒窯。這樣，小小的我不得不獨守空房，深夜聽得鼠輩們喧嘩與騷動，起初害怕，繼而漠然，最終竟產生一些些奇特的信任乃至依戀了。如果它們不鬧出點什麼動靜來，我倒懷疑有個更可怕的東西在迫近自己。所以，黑暗中的孤寂及其心理上種種恐怖的衍生物，一般來說嚇不壞我。是夜氣溫驟降，室外風聲鶴唳。我點了一盞煤油燈，半躺在床上溫習功課。寢室的後窗早被一塊木板封閉，而前窗麵向走廊，馬馬虎虎用白紙糊著，中間不知讓誰給捅破了，留下一個碗口大小的孔洞。不知過了多久，也許那是命定的一瞥。我無意中張望一下前窗，驚悚的一幕出現了：一雙眼睛正在窗外盯著我！我頓時，魂飛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