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褚遂良就曾激忿地說過，如今大唐王朝國泰民安，既無內困，又無外擾，這是朝野有目共睹的事實。此次高句麗侵犯新羅，其目標並不是對準大唐帝國，皇上又何必大動幹戈，將戰爭的禍水引到自己身—亡來呢？
而長孫舅父則站在涉世尚淺的太子李治的立場上，希望皇上能帶一帶這個乳臭未幹的兒子，不要匆忙出征，一去就是幾年。
但無論怎樣勸阻，亢奮的李世民都已無法聽進。他被降服高句麗的榮譽吸引著，刺激著，並開始著手布署此次東征的戰略。他的態度很固執。他出征的信念已堅定不移，不容置疑。更何況李世民也確實想暫時離開長安城。離開這個給他無限傷痛、使他窒息的陰森空曠的太極宮。
於是，美麗而蕭瑟的秋季一過，李世民便騎上戰馬，帶領著數十萬人馬，踏著初冬的嚴寒，浩浩蕩蕩地告別了長安城。
李世民依然英武威嚴，一派大帥風範。盡管他人已發胖，胡須發白，但披甲戴盔之後，仍不失當年的英雄本色。
長安青灰色的古城牆在冬日早晨的陽光下顯得宏偉壯觀，而遠處綿延的便是氣勢非凡的巍巍秦嶺和一望無際的蒼莽中原。無論怎樣被戰爭所吸引，李世民在離開家園的時候，還是覺出了某種感傷。他留戀長安。這裏，畢竟是他李唐王朝的國都，也是他住過丁很多年的家。而此一去生死未卜，他不能預測戰爭的勝敗。想到這裏，李世民不禁生起一種“壯士一去”的悲裒。他頻頻回首長安古城之時，已是滿心辛酸。
作為監國留守長安的太子李治，要親自將父皇送到洛陽。在與李世民分手時，騎在馬上的李治大概也因想到類似“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詩句，加之北風的凜冽和肅殺，而不禁失聲痛哭起來。麵對這個脆弱的兒子，李世民顯然十分惱怒。他一點兒也不欣賞李治的這種所謂情感真切、內心坦誠，而是怨恨他作為一個太子太不成器，太缺少男子漢的氣魄，也太不以國家的尊嚴為重。於是，李世民在北風的怒吼中，高聲喝斥眼淚汪汪的李治。他說，“你這算什麼？像個男人嗎？朕把你留在長安監國，又有朝中賢臣輔佐，是為了讓你更好地處理好國政，讓天下的百姓了解你，信任你。而你身為監國，在這樣的時刻，競還哭哭啼啼，像什麼樣子。你讓文武百官天下百姓怎麼看你？”
李治便在父親的這一番訓斥下，看著他東征的隊伍緩緩遠占，消失在一道蒼茫的山路中。李治依然流著眼淚。待遠去的煙塵散去，已是黃昏。無論怎樣痛傷別離，李治一行也隻能揚鞭返程。盡管李治懦弱，但他畢竟身負重任。他不再敢有一絲的懈怠，飛快地返回了他長安的崗位上。
史書上記載，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唐皇李世民親征高句麗之前，洛陽傳來廢太子承乾在流放地黔州病死的消息，時年二十五歲，李世民老淚縱橫，扼腕歎息。他同時想到遠在均州的李泰，不知他這個兒子怎樣了。
承乾的死在東宮引出的，是替代了承乾的新太子李治忍不住的哭聲。他非常懷念大哥。他想他住的這院落就是大哥的。東宮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依然鑲嵌著大哥的音容笑貌。隻是物是人非了。而李治唯有用眼淚才能表述他內心的思念與哀痛。表現出他內心的那種莫名其妙的罪惡感究竟有多麼深重。
武兆依然留在太極宮內。
女人是不宜參與戰爭的，無論她有多麼好鬥的天性。
在李世民東征前後的三個年頭裏，一直是由太子李治監理朝政。李世民的朝臣們要全力輔佐太子，而李世民的侍女們，自然也要全力侍奉好執政的儲君。這便自然天成地使武兆在那段時光裏成為了李治的侍女，而他們之間的那段刻骨銘心、曠日持久的噯昧關係，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了。
在李治立武昭儀為後的詔書中，李治曾暗示他們的這種關係已有八年之久。八年之久，也許是相識八年，也許是相愛八年，但他們絕沒有將性的伴侶也做了八年。在漫長的八年中，武兆從未懷上過李治的孩子。但自從武兆由感業寺再度進宮，她便幾乎每年都要生一個李治的孩子，這就足以證明了八年中他們做愛的次數並不多。但一定有過。否則後來的高宗李治，就不會那麼曆盡艱辛並冒著違反道德綱常的風險，將武兆從感業寺接回後宮了。
那時的武兆已進宮五六年，年齡在二十歲左右，一定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光采照人。還因為終日侍奉在君王身邊，便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貴的氣質。她的美麗與典雅，無疑更加劇了李治對她的迷戀。何況，在他們的上邊，此時已沒有父皇那無時不在的威嚴的目光了。
李治與武兆的愛情，慢慢變得深厚。這在武兆是需要努力的。她需要克服掉心理上的障礙，才能最終接受李治。盡管李治膽小怯懦，多愁善感，不像個男人，但是他無意中擁有的太子位置卻使他變成了一個男人，變成了武兆這樣的女人追逐獵取的對象。武兆對李治的侍奉，一天天體貼人微起來，包括為他查找資料、謄寫文件、端茶倒水，研墨搖扇，可謂是盡心竭力地做好了一個貼身侍女份內的一切。然而武兆對李治的服侍也就到此為止，李治雖親臨朝政，但畢竟還是太子的名份，所以他每每理完朝政，隻能繼續回東宮就寢，回到他的太子妃王氏和蕭淑妃身邊。這是李治極不情願的。因他隻能在白天見到武兆，而白天，又永遠是眾目睽睽，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單獨相處的機會。